在近年来的各类专业舞蹈比赛与展演中，名次的角逐和优劣的判定不知何时变为身体条件的“单挑”，肉身的先天条件和物理训练的后天条件不可或缺，艺术感觉倒在其次。“纤腰弄巧，飞腿传恨，倒踢迢迢暗渡”，不管什么样的内心情感，“控腿旋转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在这样的身体丛林中，穿过蔽日的枝干，获得与风共舞的机会，谈何容易？条件成为一个紧箍咒，套在每一位向往舞蹈的舞者头上，无论向往得多么浓烈，挚爱得如何关乎生死，咒儿一起，犹如作法，对舞蹈的一切念想皆如贪嗔痴欲，就此了断。获得价值排序的胜利者们，无不是长腿细腰、头小臂舒，且个个身怀绝技，功夫了得。

　　究其原因，从历史来看，中国古代“女乐”“家伎”的风习，使人们对“樊素小蛮腰”形成某种认识，“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从来只关乎审美穿越，不关乎历史痛感。如果回头凝望，历史却绝不仅仅如此。中国5000年舞蹈史所涉朝代和群体，断然不可以“女乐”二字替代。且不说原始之全民参与的粗犷舞风；《诗经》中“坎坎鼓我，蹲蹲舞我”的率性自然和《拾遗记》中的舞者共跃春秋舞台；汉代画像与唐代陶俑各在历史时空中进行着富有动感的粗朴与丰腴表达；及至宋代，范成大诗中癫狂的“社舞”不断复现出村夫野老共襄盛举的舞动画面……恰是这些被忽略的舞蹈群体和遗漏的舞步，局限了我们对身体选择的概念。梨园子弟已散如烟，女乐余姿却在历史的再造中被强调，“色貌”被认定为从舞者首要标准，不论男女。审美的单一、庸俗必然带来创作的雷同和风格的固化——几年前古典舞“怨妇”情节的根源之一即在于此，而这些，恰是编导“量身裁衣” 的结果。

　　从文化互渗来看，新中国建立初期对芭蕾的接纳和重视，使“三长两小一个高”的审美归纳不仅作为芭蕾的选材圭臬，也间接转化为其他专业的审美标准和选材标准。一把长度为“十二公分”的尺子犹如一道门槛，如此相合形成的条件，被拒之门外的不仅是芭蕾舞者，在舞蹈生源充分的“选材丰年”里，各舞蹈院校的非芭蕾舞专业考生也被这把尺子和评委的“目测”拒之门外。无数求舞若渴、一心奔赴缪斯殿堂的舞者们，往往自幼即踏上舞蹈朝圣之途，经历拉筋抻骨之痛，日复一日在把杆旁练习。进入附中早期职业教育之前，个别人的习舞时间甚至长达8至9年，在汗水与泪水的交织中，在舞蹈的教育与滋养中，面对镜子畅想自己的未来，而等来的也许是身体条件的不合格而被拒绝。如果生源数量和质量一般，那么挑选的顺序一般是芭蕾、古典、民间、编导等，再按照专业细目的表演和教育方向进行条件细分，除非考生坚持志愿，否则很难脱出条件的限制。

　　在质疑民间舞、古典舞审美芭蕾化的同时，我们是否应该回头看看舞蹈的选材或许先天就具有了芭蕾的审美预设？是否具有“一美概全美”的偏狭？在舞蹈身体的交融与借鉴中，我们如何保持民族身体选择的标准与文化审美自觉？当然，我绝非否定条件，关键是面对不同的文化和舞种，我们如何界定条件的标准？在肉身与艺术感觉的选择中，前者与后者，孰轻孰重？在单一的审美欣赏与人的多样性存在的深刻表达中，孰先孰后？或者，可否并行？甚至，我们如何改变多数人对舞蹈的认识只停留在欣赏“帅哥美女人体美”的层面？

　　对条件的偏狭认识和单一化的身体选择，归根结底是因为离开了人——多样存在的人以及人所赖以存在的多样化的生活。无疑，人们对美的天然向往，使得纤长、美丽、健壮、英俊成为自然的本性流露，通俗一点讲，谁不爱帅哥靓女？然而，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看，既作为主体又作为材料的身体，也必然应该具有不同的审美品质：一如丝的轻盈、柔美，石的坚硬和力量，木的醇厚和自然，舞蹈的身体材质也必然呈现不同的美的特质。先行的觉悟者，如台湾林怀民、林丽珍，正是因为能够直面黄种人“身长腿短”的现实，能够自觉和芭蕾“全球化”审美标准保持距离，所以才有极自然极本色的身体呈现，才有与开绷立直全然相反的静观内心的东方舞韵，才使黄色皮肤的“短腿一族”被世界投射以关注和欣赏的眼光。再如王玫，正因为有对“我们的湖”的反思，中国现代舞才有个性的独立和深刻的表达。如果视野再放远些，被咒骂为“丑女人跳丑舞”的玛莎·格雷姆正是以不完美的身体表达出复杂的人性；法国的玛姬·玛瑞在丑陋的身体上舞动出撼动心灵的《MABY》和《胖子王国》；在皮娜·鲍什的舞蹈剧场中，未经训练的老人表演的《交际场》更接近人类情感的落寞和孤寂……他们的舞蹈和艺术成就之所以能享誉世界，是因为他们把生活的思索安放在精当的身体上，在平凡的肉身上释放出智性的光辉。这样的舞蹈，是艺术，是哲学；这样的身体，是人，是生活，是真实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