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云门去流浪》，林怀民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5月版，38.50元。

林怀民在舞台上。曾敏雄 摄

　　日前，台湾现代舞蹈家、云门舞集创办人林怀民先生，在大陆出版《跟云门去流浪》一书，记录云门舞集欧洲巡演的历程。借此机会，特邀另一位华人现代舞大师曹诚渊为本报撰文，写他与林怀民几十年的交往故事。

　　“文化沙漠”中的一条路

　　林怀民年长我八岁，台湾云门舞集比香港城市当代舞蹈团成立早六年，许多人提到华人的现代舞，都喜欢指着台湾的林怀民和香港的曹诚渊，甚至要拿云门舞集和城市当代来比较一番。可是我认识林怀民越深，便越是了解到我们之间的艺术观点很不一样，对运作舞团的思维方式也南辕北辙，根本无可比较。不过，林怀民对我的影响深远，却几乎没有什么人知道。

　　我第一次看见林怀民是在1977年的香港，当时林怀民带着他刚成立四年的云门舞集演出于利舞台剧院，舞码是他的早期作品《白蛇传》、《寒食》、《奇冤报》和《盲》，把美国现代舞大师玛莎·格兰姆的动作技巧融化进了中国的传统故事情节，在当时华人的文化圈子里引起一阵轰动。我坐在观众席里，如梦似幻地看完了舞台上许多中国古代人物，穿着一身设计精致的古典服饰，却光着脚板灵巧地舞动出许多格兰姆流派的经典动作，包括收缩延伸、螺旋转、蜘蛛跳等，外加一些兰花指、云手、跑圆场、僵尸扑等传统戏曲套路。当时没有想过这些不同风格的舞姿碰撞得合不合理，可是单就舞蹈呈现出来的新鲜感，已经叫我眼前一亮。

　　舞蹈晚会结束，演员们多次谢幕，掌声还是不绝，然后全身黑衣的林怀民安静地走到舞台中央。林怀民个子不高，可身体挺得笔直，散发着贵族般高傲的气息，而脸上挂着一抹笑容，又让人觉得不是太难于亲近。他首先向全体演员深深鞠躬，感谢他们的努力演出，然后转身，面向观众，再一次低下他的头颅，两手平分，掌心朝外，就像在说：看，这就是我为你们准备好的一场丰盛的文化之宴。

　　我刚从美国大学毕业回到香港，正为自己的前途烦恼，是继续念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将来继承家里的生意好呢？还是把香港的家当通通扔掉，跑去美国纽约追寻我的现代舞之梦？大家可能不知道，我的家乡香港，在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中，有“文化沙漠”的“美誉”，全香港人最重视的文化盛事，便是一年一度的“香港小姐选美决赛”，其中大部分观众盯着张曼玉、李嘉欣、朱玲玲等美女的泳装穿着；但也有不少人像我一样，主要是守候着宣布赛果前的一场大型歌舞表演，梅艳芳、罗文、陈百强以及后来的张国荣便是当年歌舞表演中的超级巨星。每年一次的歌舞升平，固然是赏心乐事，却远远不能满足我当年这个对艺术充满梦想的小子。平时陪伴在沉闷生活里的，只有电视上不断煽情的戏剧和不需要动用脑子的歌声舞影，庸俗而夸张的压迫感，拥挤在周围每一个角落，几乎让人窒息而死。我的烦恼就是，我愿意用这种方式来度过十年、二十年甚至余下的一生吗？为什么外国可以有不同层面的文化活动，而我的家乡香港，却只能用一种方式去生活？就在这时，舞台上林怀民肃穆的身影，让我突然明白：除了沉沦于家乡的庸俗，或离乡背井追求梦想之外，原来我还有第三条路可以选择，就是，努力改变家乡的文化面貌。

　　1977年的我，只是远远地看了在舞台上风华正茂的林怀民一眼。毕竟那个时候，一个刚从美国大学毕业回到香港的青年，和台湾一个重要舞团的领导人之间，实在没有什么可以沟通的地方。之后，我在1979年的春天，在香港利舞台剧院观看云门二度访问香港的演出，这次带来的是林怀民的惊世之作《薪传》。林怀民从最早期如《白蛇传》等的作品中，把美国式现代舞技巧和中国传统故事情节生硬地结合，到《薪传》里把个性的创造和民族的情绪，糅合得天衣无缝，展示了这位艺术家高度成熟的风范，让我由衷佩服；而结束时观众的掌声久久不绝，演员返场谢幕二十六次，更让我这个生活在“文化沙漠”中的做梦小子羡慕不已。

　　同年夏天，我在成立城市当代舞蹈团之前，特地跑了台湾一趟，主要是拜访云门舞集，希望从林怀民身上获取些创作和处理舞团工作的经验，可是不巧，云门在那段时间出外巡演去了，我白摸了个门钉。

　　反思、突破和坚持

　　1983年，城市当代舞蹈团磕磕碰碰地度过了四个年头，香港的文化界也开始认识了这班从不言弃的香港现代舞者。当年的香港艺术节已经是第十届了，节目策划人希望在艺术节中注入多一点本土气息，而在芸芸香港的艺术团队中，城市当代算是比较突出的一个，于是决定邀请城市当代作为第一个本土艺团参与香港艺术节的演出。可是艺术节方面又知道舞团在过去的票房并不理想，便想到邀请台湾的林怀民来为舞团编舞，以增宣传效果。

　　对我来说，请林怀民为舞团编舞，是件求之不得的事，倒不是为了宣传效果，而是能够最近距离地认识林怀民，并从中吸取编舞和运作舞团的经验。让我没想到的是，平常的林怀民竟然平易近人，跟他在排练厅里的严肃劲儿有着天壤之别。1983年林怀民为香港城市当代舞蹈团编排了《街景》，我当时仍然身兼演员之职，所以荣幸地演出于林怀民的作品中，成了《街景》一部分。不过我感到最有意义的，是在一个多月的排练生活里，和林怀民无话不谈，而且看着这位身兼团长、创作人、训练老师和艺术推广者于一身的舞蹈家，在日常生活里如何运筹帷幄，使我在其后的日子里，获益匪浅。

　　第一次跟林怀民密切接触，让我特别感激的是，林怀民这位大哥给予我这个小弟许多空间。他一次私下里问我，他的出现，会不会给香港的舞团带来压力，包括演员工作上的压力和在别人眼中相比较的压力？他提醒我不要受压力影响，并坚持走自己的路。林怀民对我影响最大的，不是让曹诚渊变成第二个林怀民，或香港的城市当代如何向台湾的云门舞集靠拢，而是帮助我坚定了在香港推动真正属于自己的现代舞的信念。

　　在这段时期里，我也发现林怀民和我之间对艺术观念和对管理舞团的方式上有很大区别。在艺术观念上，林怀民从小在台湾接受国民教育，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厚底蕴，并对台湾本土乡情有深刻感受；而我过去生活在香港这片殖民地上，不要说对距离相对遥远的内地，甚至对自己的出生地香港，也宛如无根一代般抱持着若即若离的态度。反映在艺术观念上，林怀民更多强调的是对传统的传承，而我却更向往创作上的自由。

　　不过有一点我远不及林怀民的是，他在创作上的客观和自省，能够不断反思自己作品里的强项和弱点。他曾跟我说过：“我是一个很懂在舞台上说故事的人，但在抽象美学的研究上，只能算是个门外汉。”可能就因为他的超强自省能力，林怀民其后孜孜钻研帕蒂巴(P atipa)、巴兰钦(Balanchine)、肯宁汉(Cunningham )等人的抽象创作手法，终于在1990年代中，告别以《薪传》为代表的具象情节式舞蹈，向观众呈献了划时代、纯美学而饱含哲理性的《流浪者之歌》、《水月》、《行草》等充满意象色彩的作品。

　　在舞团管理方面，林怀民的严格甚至严苛举世闻名，他要求每一位员工，包括演员、行政和技术人员，完美无缺地执行每一项排练、演出、宣传、售票方面的工作细节。在临近《街景》演出的日子，林怀民发现门票只卖出七成，于是他主动约见香港各界知名人士，亲自推销他与城市当代舞蹈团的合作成果，结果《街景》的演出火爆至一票难求，也是城市当代舞蹈团第一次尝到了演出满堂红的滋味。他甚至曾经半带责备地跟我说：“要是在台湾的云门舞集，如果演出不满座，便是舞团行政部门的失职，所以云门每次演出之前，所有工作人员都要跑遍各大公司机构，推广演出信息，目的便是把票全部卖光。”

　　以我的性格来说，如果演出高朋满座固然开心，可是更希望舞团的成员，包括自己，能在一种轻松自如的状态下享受舞蹈的乐趣，所以我从来不给舞团团员们增加这样那样的压力。或许就是我和林怀民对运作舞团的不同心态影响下，香港的现代舞总显得轻描淡写，甚至给人孤芳自赏的感觉，远不及台湾云门舞集每次在不同地方的演出，都万众瞩目、红红火火。遗憾的是，虽然我明知云门舞集珠玉在前，林怀民更在香港亲自操刀示范宣传管理之道，城市当代舞蹈团在香港还是我行我素；而对云门舞集在林怀民领导下，在台湾、在华人社会、在国际舞坛上的巅峰发展，我也只有羡慕的份儿。

　　一身荣誉，却能轻松放下

　　自从1983年的《街景》之后，我和林怀民成为好朋友。城市当代舞蹈团在云门舞集的帮助下，三度前赴台湾演出；驻团编舞黎海宁的作品在台湾大受欢迎，更被林怀民邀请，先后为云门舞集复排城市当代的作品如《冬之旅》、《女人心事》、《春之祭》、《隐形城市》等；另一位驻团编导彭锦耀则被台湾舞团“舞蹈空间”聘为艺术总监，为台湾的现代舞在云门舞集的风格之外另树一帜。

　　我其时把关注焦点放在内地较多，为了协助内地第一个专业现代舞团———广东实验现代舞团的成立，曾在九十年代初邀请林怀民给内地第一代专业现代舞者沈伟、邢亮、桑吉加、李捍忠、杨云涛等授课。林怀民为培养人才，不计较微薄的酬劳和风云诡谲的政治情势，悄然抵达广州；舞者们得以亲聆大师的教诲，自然获益匪浅。

　　不过，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先后数次前往台湾观看林怀民作品的经验。我在1984年观看《红楼梦》、1991年观看《我的乡愁·我的歌》、1994年观看《流浪者之歌》和1997年观看《家族合唱》的首演，切身体会云门舞集和林怀民在台湾群众的心目中，早已超越一般艺术家或娱乐明星的位置：

　　和林怀民走在台湾的街头上，一个路人突然拦住我们，不是为了要跟林怀民拍照或拿取签名，而是诚挚地说：“林老师，你和云门舞集，加油！”

　　在酒店跟林怀民一起打车前往剧院，在车上闲聊琐碎的生活话题，谁知下车准备付款时，出租车司机转过身来，微笑着说：“我很高兴今天见到林老师，你是我们台湾的骄傲，无论如何让我请你坐这一程车吧！”

　　在剧院里，一位年纪轻轻的女孩，带着忧郁的眼神，怯怯地跟林怀民说：“林老师，我太喜欢舞蹈了，可是我家人反对我跳舞，怎么办？”林怀民面色一整，说：“你到底是不是喜欢舞蹈？你跳舞跟你家人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林怀民为台湾创作的舞剧《薪传》，无论是展现民族意识的内涵、博采多种表现手法的形式，还是对当时台湾社会的意义来说，都相当于1966年大陆的音乐舞蹈史诗作品《东方红》，只不过《东方红》的创作班底集中了“文革”时期全大陆的音乐舞蹈人才，而《薪传》却几乎只是林怀民一个人的功劳。因为1978年的这部《薪传》，林怀民在台湾声誉之隆，在文艺界不作第二人想，如果以内地的标准来看，林怀民可以凭着《薪传》，稳享台湾“现代舞之父”之类的头衔，领着国家工资，担任各项评委专家顾问的虚职，优哉游哉地过生活去也。

　　可在1988年12月，林怀民石破天惊地关闭了十五年流光溢彩的舞团，又在1991年8月宣布重启云门。关于云门舞集停止运作的两年零八个月发生了什么，有各式各样的传言，但我知道，林怀民只是背着背囊，只身踏遍中国的名山大川，并最终在印度恒河流域潜心养性。

　　林怀民获得过许多荣誉，包括台湾“国家文艺奖”、吴三连文艺奖、世界十大杰出青年、纽约市政府文化局终身成就奖、香港演艺学院荣誉院士、台湾中山大学荣誉博士、欧洲舞蹈杂志的二十世纪编舞名家、国际舞蹈杂志的年度人物，并获得过有“亚洲诺贝尔奖”之称的麦格塞塞奖。可是最让我钦佩的，却是那云门舞集中两年零八个月的闭关日子。因为他示范了一个真正艺术家的心态和风范，如何拿得起、放得下，不为名、不为利所左右。

　　他曾经在1983年的时候跟我说：“我在1978年之前的所有作品，都是为了《薪传》做准备；而1978年之后，我是在为我下一个真正的作品做准备。”我看了林怀民在1998年编创的《水月》，相信他所说的，正是花费了十年准备的这支震烁古今中外的作品。但在2004年5月，我邀请云门舞集在广东现代舞周中上演《水月》，内地的观众看得如痴如醉，其后的演后艺人谈中，有观众问：“林怀民先生，你有想过你不在的时候，如何让舞团保存你的经典作品吗？”林怀民却想都没想就回答说：“我人都死了，哪管得什么经典不经典？但愿云门舞集在我离开后，仍然能够运作下去，不断演出属于他们时代的新节目。”

　　拿得起、放得下，这是我所认识的林怀民，也是他对我影响最大的地方。

　　□曹诚渊(香港城市当代舞蹈团创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