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之初，混沌一片，那时的情况是谁传下来的呢？那时天地还没有形成，根据什么来考察呢？

诚然，舞蹈既起源于人类有意识记忆之前，又有谁能予以肯定的考知呢？

我国古籍中，记载了不少乐舞的起源传说，仅在《吕氏春秋·仲夏记·古乐》一篇中，就有这样几则：

一，古帝颛顼在登上帝位的时候，听到四面八方熙熙锵锵的风声很好听，就命令部下“飞龙”仿效风声创作了“乐”，又令一人率先做乐工，它就躺在地上，用尾巴敲打自己的肚子，发出嘤嘤的声音。颛顼把这个乐舞叫做《承云》，用来祭祀天帝。

二，古帝喾命令臣下“咸黑”创作歌曲《九招》、《六列》、《六英》，又命令“垂”创制了鼙、鼓、钟、磬、笙、管、篪等乐器，吹打起来，十分动听，凤鸟锦雉随着乐声跳起舞来。帝喾很高兴，就用来歌颂上帝的功德。

三，尧立为帝的时候，命“质”创作乐舞，“质”模仿山林溪谷的天籁音响制作了乐歌。又用麋鹿的皮蒙在土缶上作成鼓敲打起来，还重击轻打石刀石斧，模仿天帝玉磬的声音，于是百兽都跳起舞来了。

这些神话都是古人记录的当时传说，并非史实，但也可能有若干事实的影子。传说中有一些共同点值得我们注意，譬如原始乐舞是模仿天地自然创造出来的：“效八风之音”，“效山林溪谷之音以作歌”；鼓舞奏乐的大都是飞禽走兽：“令凤鸟天翟舞之”，“以致舞百兽”；作乐都和祭祀有关联，如“祭上帝”、“康帝德”。

这些神话传说反映了古人对原始舞蹈的一种感知。关于舞蹈起源和自然、鸟兽、祭祀的相关传说，在今天的民间依然广为流传。

景颇族著名的节日祭祀歌舞“目脑纵”，有一个历代相传的起源传说：当时地上没有歌舞，只有天上才有。据说有一年太阳公公邀请地上的百鸟到天上去作客，参加天上举行的目脑纵，百鸟就学会了唱歌跳舞。它们回到地上以后，很是高兴，就公推学得最好的孔雀作“脑双”（意为领头的），聚在一起跳了起来。正好被景颇族的祖先腊贡扎夫妻看见了，便偷偷默记下来，传给了世人，从此人间才有了目脑纵。并且脑双至今仍须带孔雀羽毛，这是为了感谢孔雀的功劳。目脑纵既是歌舞的节日，也作为祭祀民族祖先的日子流传下来。

壮族的铜鼓，传说是老祖宗布洛陀最早依照天上星辰的样子做的。苗族的芦笙，有一种传说是照着鸭子的模样做的。侗族也有传说，过去侗家没有歌唱，没有舞跳。后来到天上讨来歌舞，但在回人间的路上，又不慎掉进了龙潭。多亏一只水獭帮忙，下龙潭帮他们取了回来，侗家才有了歌舞，才有了“踩歌堂”这个节日。古老的东巴舞谱《祭什罗法仪跳的规程》中，记下的第一个舞蹈是《舞的起源》，经文上说：“很古的时候，在人类生长的丰饶辽阔的大地上，三百六十个东巴还不会跳舞。这时，米利达吉海（传说是人类最早见到的海——笔者）长出一株叶细如发的树苗，叫赫依巴达树。树梢上栖息着大鹏、狮子、飞龙三个胜利神。跳舞的方法和本领首先是由它们三个从住在米利达吉海的金色神蛙那里学来的。至于金色神蛙呢？它的舞蹈本领又是从住在十八层天上的盘珠萨美女神（纳西族传说中智慧美丽的歌舞女神——笔者）那里学来的。三百六十个东巴跳的舞蹈最初就是来源于这里。”类似传说还有不少。它们至今依然流传在人们的口头。

这些神话无疑已经过很长时间的流传，而不可能没有变化。它们反映了原始歌舞和天地自然、飞禽走兽、氏族祖先及祭祀活动之间的密切联系。后世学者所说“大乐与天地同和”，从美学逻辑上升华了这些神话传说所包含的深层意识，反映了先民们在精神活动中追求与自然界协调、和谐的意愿。

原始舞蹈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中度过了它的萌芽形成期。这是一个时间跨度极深，舞蹈本体及依存的生态环境、文化氛围变化也很大的阶段。随着原始信仰的出现而形成了图腾舞蹈、巫术舞蹈、祭祀舞蹈，到原始社会后期，已经是一门日趋成熟的艺术形态了。在我国，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已有不少陶埙、陶哨、骨笛、石磬等乐器出土。更为令人瞩目的是1973年秋天，在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发掘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它为我们展示了大约五千年前舞蹈艺术的直观形象。

这件轰动一时的彩陶盆，出土于一座马家窑类型的墓葬中。彩画陶盆是马家窑文化中的代表性器皿，舞蹈纹位于陶盆内壁的上部，一共描绘了十五位舞人，分为三组，组与组之间以弧线纹相隔。各组舞人牵手共舞，服饰划一，动作相同，头饰（或为发辫）摆向一致，尾饰（臀部翘起的尖状物）也均朝向一个方向，说明舞者的动作、节奏、韵律都是很统一的。虽然画面上没有乐手，听不见音乐，但在集体舞蹈中，动作的更换，队形和地位的变化，节奏强弱，速度快慢，都是离不开音乐提示的。再联系相应的舞蹈情景看，统一的动作，整齐的队形，相同的服饰，很可能已是一种用于某种特定目的和场合的传统乐舞。为了保存、传承这种舞蹈，氏族中就必须有乐舞的掌握者、排练者和组织者。原始社会中的巫就肩负着这方面的职责。这在原始舞蹈的发展进程中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这件彩陶盆之后，我国又陆续出土了几件饰有舞蹈纹的彩陶器。1995年，青海另一处墓葬中又出土了一件舞蹈纹彩陶盆，形状构图与大通彩陶盆约略相似，只是舞队人数更多，场面更加壮观。1991年，甘肃武威一处新石器时代墓葬中也发现了舞蹈纹彩陶盆，也是在盆的内壁上部绘制了两组舞队，每组九人，携手而舞，下肢均画作三道细线，似为尾饰，但也可能是意图表现脚步的移动。

一系列舞蹈纹彩陶盆出土于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墓葬中，当不是偶然的现象，表明大通彩陶盆已不再是孤证。当时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先民确实热爱艺术，不仅能歌善舞，而且已经有了相当进步的乐舞文化活动。这种牵手踏舞的形式，可能就是后世盛行、并一直流传到今天的歌舞形式“踏歌”的滥觞。

1982年10月，在略早于马家窑文化的甘肃秦安大地湾仰韶文化晚期一处房基遗迹中，发现一幅绘有人物形象的地画。画原绘三人，一人已模糊难辨，似为小孩；残存二人疑为一男一女，均作左臂上扬，右手曲肘下垂，掌中握一棒状物，两腿交叉。据考古学家考证，认为这是一幅男女共舞图，描绘的是为悼念祖先或亲人而举行丧舞的场面。

晚于舞蹈纹彩陶盆时期的舞蹈图样也已有所发现，如广东曲江石峡遗址中发现的一件陶罐残片，上面用陶拍印制了一圈舞人纹，现存四人，亦作男女携手踏舞的姿态。

此外，我国的考古工作者还在新疆、内蒙古、西藏、黑龙江、宁夏和广东、广西、云南、福建、江苏等地发现了大批岩画点。这些岩画从东到西，自南至北，分布地域十分广泛。大多描绘先民们在原始社会中劳动、生活、宗教活动的情况，其中几乎普遍都有舞蹈的生动画面。

各族先民精心刻绘的一幅幅舞蹈图，就仿佛带领我们通过时光隧道，参加了一场场原始部落中的氏族舞会，听到了震耳的鼓声和呐喊，看到了他们奔放自由的舞姿，激越的真情，以及对天地、自然、祖先的狂热信仰和虔诚。

大量地上、地下古文物中的舞蹈形象，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原始舞蹈的信息。这些不是神话，而是真实的历史，它们真切地反映了当时不同地区、不同族群的舞蹈文化风貌，揭示了舞蹈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舞蹈在原始社会经历了漫长的路程，但当发展到新石器时代，特别是父系氏族社会时，我国的舞蹈艺术体系已经基本构建形成，后世各类舞蹈的质素在原始舞蹈体系中基本上已都具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