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回想起来，似乎多少仍有些令人难解，何以出产于甘肃省的舞剧《丝路花雨》会在那个改革开放的号角刚刚吹响的1979年占尽风光。这台以敦煌壁画彩塑为创作之源的舞剧，从内容到形式皆开风气之先，以敦煌舞姿传达出的文化语汇，标志着在当时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下，中国舞剧正全面向艺术和人本回归。

　　《丝路花雨》成功的感召，加之十年浩劫中被压抑的艺术创造激情得到解放，在改革开放初期的20世纪80年代，井喷般出现了一大批舞剧作品。此时在北京和上海，形成了两大民族舞剧创作阵营。中国歌剧舞剧院先后推出舞剧《文成公主》和《铜雀伎》，而上海歌剧院则打出一套组合拳，连续创作出了《奔月》、《半屏山》、《木兰飘香》、《凤鸣岐山》、《画皮》等，形成了京沪两地蓬勃的发展态势。

　　上个世纪80至90年代，也是中国少数民族舞剧创作丰收的时期。第一部傣族舞剧《召树屯与楠木婼娜》、第一部藏族舞剧《卓瓦桑姆》、第一部彝族舞剧《咪依鲁》、第一部满族舞剧《珍珠湖》、第一部朝鲜族舞剧《春香传》、第一部壮族舞剧《妈勒访天边》、第一部土家族舞剧《土里巴人》……少数民族舞蹈丰富多彩，营造出鲜明独特的文化气息。

　　由苏联芭蕾舞剧专家“传帮带”出的中国芭蕾舞剧的创作者，最大梦想就是用芭蕾讲述自己的故事。上个世纪８０年代，舞台上出现了踮着脚尖的林黛玉、繁漪、祥林嫂、四凤和祝英台，经典作品中富有生命力的人物形象，成为芭蕾舞剧创作的重要资源。90年代至21世纪，中央芭蕾舞团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辽宁芭蕾舞团的《二泉映月》、上海芭蕾舞团的《花样年华》，以灵活多变的运作模式，各自走出成功之路。

　　中国舞剧，回首望去，一长串密集而深重的足迹，令人感慨不已。但是，在这些丰硕成果之中，我们也感受到另一种隐忧：大制作加高科技，使舞剧只注重外在的绚丽，而削弱了人文的内涵，也使舞蹈本体处于边缘的状态；过度的资金投入、铺陈的巨大场景、群舞的泛滥使用，让浪费正成为舞剧的一种倾向。舞剧，如何成为民族文化的真正载体，而不是地方经济炫耀的工具，是我们目前急需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