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日下午，深圳保利剧院三楼，深圳-爱尔兰舞蹈交流会启动。从会场节目安排来看，这场交流会不是自娱自乐的玩耍，而是一场舞蹈“火拼”。女子独舞《楼兰姑娘》、女子三人舞《孔雀舞》、男子独舞现代舞……深圳舞者似乎想用多文化、多舞种来一展深圳甚至是中国舞蹈的博大精深。“深圳舞蹈的优秀作品太多，一次演出并不能展现舞蹈的全部。这几十分钟，想对深圳舞蹈内在的强大能量窥得一斑，很难！”舞协主席李建平对于当下深圳舞蹈的水平评价颇高。

　　在李建平的眼里，深圳舞蹈用4个字就能完全概括———藏匿于民。“舞蹈不像音乐，深圳有交响乐团，但唯一的歌舞团已经转制解散了。现在的舞蹈团队都是民间的，草根的。这是深圳舞蹈与内地舞蹈的最大差别。”李建平介绍，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深圳纯舞蹈团队大概在70家左右，都是社会组织、民间力量创建的。

　　“这种民间性质，导致深圳舞蹈平台是开放的，不像内地舞蹈受政府制约多。创作能量也是无限的，年轻的舞者没有固定俗成的观念，创作有着无与伦比的活跃与力量。深圳制造的舞蹈作品绝对在全国一流水平之列。《今年过年不回家》、《青春进行曲》等反映深圳生活的作品大量出现更是标志着深圳原创舞蹈精品频出。”李建平说。

　　艰难是多数民间舞团的舞姿

　　但是高水准是否代表了民间舞团发展得极其顺畅与滋润呢？李建平这样表述深圳舞团的生存状态：除了国标舞能够活得滋润外，其他舞种都不容乐观。“国标舞沿用了国外市场的规律，大量的比赛以及教学、表演排期，而且出场的价码都很高，加之，深圳国标本身的水准很高，更是锦上添花。就像歌星、影星都有出场价，但舞蹈演员演出一般都不会明码标价。想走市场，但路数还没摸到。或许，国标舞和音乐、电影的市场化操作方式应该值得借鉴。”

　　事实上，舞蹈市场化发展并非只是深圳单一城市的问题，而是中国的大问题。到目前为止，真正凭舞蹈演出吸引观众进入剧场，扩张舞蹈影响力的只有杨丽萍。“杨丽萍《云南映象》的第一桶金也是由于昆明政府的支持。”李建平透露，“而在深圳，能引发政府关注的民间舞蹈团少之又少。”

　　现代芭蕾舞团就是这少之又少的幸运舞团之一。曾被誉为居民楼里奇葩的现代芭蕾舞团已经在今年前离开了景田的居民楼。其原因在于宝安区政府拳拳盛邀。三层楼的小房取代了居民楼里的三居室，三个排练室了了团长张安惠一直以来的心病———“一个芭蕾舞团没有排练室，就像军人没有枪。政府的扶持解决了最大的问题。”

　　但是否受宠之后的芭蕾舞团就能背靠大树好遮阴呢？张安惠称，目前的演出就是宝安区政府安排的一些公益型演出，没有收入，经济环境不好，企业活动也少之又少。更令她焦急不安的是舞者的选拔。“现在整个舞团才10个舞者不到。整个社会追求学历，舞蹈学生也是如此，但他们都大学毕业、研究生毕业了，素质自然会高些，但又会面临结婚生子，这让舞团的培养成本愈发高昂。”张安惠说，“去年底，有家上海演出公司想与舞团合作，整个舞团迁往上海发展，要不是宝安政府，我们已经离开深圳了。”

　　面对着资金、舞者双重困难，现代芭蕾舞团探索着一条艺术化与市场化相平衡的路子，尝试着在高雅艺术中杀出条最具特色的血路来。

　　深圳的百老汇在华侨城？

　　提到深圳原创舞蹈，倘若只在各个演出机构的排期中寻找，最大可能是一无所获。目前深圳的民间舞台走进剧院的机会绝少，就像张安惠所说，除了拍出宏篇剧作外，能进入大剧院演出简直就是奢望。难道在舞团蓬勃发展之前，市民只能在部分公益演出中一览本地舞团的风采？难道舞团在民间发展的初期，就该困守于城市边缘的状态，不能浮出水面，要与观众绝缘？

　　其实不然，对于深圳本土舞蹈我们很多人都看过。往最热闹的旅游景区看看，每天多场的舞蹈表演正吸引着全世界的人在关注。这些就是深圳民间舞团走出的另外一种商演的路数———旅游舞蹈。

　　世界之窗、民俗文化村……李建平更愿意将这些景点看作是舞蹈对外展示的窗口。“从舞蹈本身来看，他们的题材并没有来源于深圳都市生活，但它们将深圳舞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开辟出舞蹈市场化的另外一种渠道。甚至，整个华侨城景区的舞蹈氛围就是给外界提供了一个观摩深圳舞蹈业的机会。”李建平说，“在这些景区演出的舞蹈都是全国数一数二的舞蹈作品。这就有点像国外的百老汇与红磨坊，舞台品质是偏商业的做法，但依旧具有艺术性与可看性，找寻到商业与艺术完美的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