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长地久总有时，此恨绵绵无绝期，王安忆的小说借用了白居易的诗词最后两句的颈字的提名，讲述的也是关于女人从生到死的情感的故事，因感情而红，因感情而死，仿佛红颜薄命是不可违背的命运，只不过，王安忆带给我们的王琦瑶，更多的是红颜薄情，情的淡泊和消逝，命和存在也没有了意义，尽管王琦瑶在面对着男人要么背叛、要么无能，依然没有封闭起大脑中感情区域中的功能，依然怀有对爱情的向往，但是，没有了选择权或者说早已放弃了选择权的王琦瑶，即便被动的获得了爱情，也无法永远的拥有，这是时代的悲剧？还是人物本身的性格就有悲剧性的因素？抑或仅仅是一连串偶然所导致的“非如此不可”？虽然原文中，瑶瑶是死了，舞蹈中，最后和眼睛兄天堂共结连理。但是这就是真正美好的结局么

在米兰昆德拉笔下，萨宾娜遇到了一个“完美的”男人，一个对她很温柔，做爱没有暴力的人，回答问题也无比温柔。躺在床上的一刹那之间，萨宾娜忽然意识到，这种（看似温柔其实却早已丧失原始冲动的）男人，已经丧失了爱她的权力，虽然好像是男人在选择萨宾娜，但是萨并没有赋予他这种追求的权利。在这样的情况下，究竟是谁有权利选择谁？王琦瑶和眼镜程先生最后天堂圆满，难道一生懦弱没有冲动的程先生，就是我们认为的、瑶瑶的最好的归宿么？当我们在自己的理想中给遥遥安排了一个男人做最后归宿的时候，是否真正考虑了女主角的真实感受？当我们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一个已经死了的、虚构的历史的人物上时，是否是对历史和死者的不理性？虽然瑶瑶是虚构的人，但是实际生活中，又有多少个像她一样遇到男人出卖感情无力选择生活，一生潜意识中郁郁寡欢不能释怀的许多个=的“她”？（我忽然觉得我很像赵本山演的那个男妇女主任）

毕竟编剧和导演把作品演绎出来了，作品的实验性也表现在几个历史事件的渲染和自我的嘲解上，编导和导演怎么理解历史是第一个问题，他们怎么理解原著是第二个问题，只是这两个问题都非常的具有个人主义的色彩，皮亚杰提出图示概念，人们的理解必然居于一系列的个人的先验经验，因为每个人的经验不同，理解也不可能一样，我无法用自己的想法强迫编导和导演接受某种我的理解，正如编导和导演无法使我接受他们的理解，即便理解的对象是文学作品，而不是真正的历史。

书写文学作品的作家，或者说小说家，往往大都有春秋笔法的特点，书写同时不忘援引众人皆知的背景和常规故事，仿佛，书写受众接受的事实，就能够真正的接近某些真相，讲述我们心里的想法，就能够真正和观众有所共鸣。回来的路上我没有怎么说话，回到电脑前正在迷迷糊糊的咀嚼着一个半小时的剧情时候，随后想起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个话，米兰昆德拉的这个书也是讲的男女情爱的故事，但是让人物自我的反思和批判超过了对于情爱的追求和保护，我想，不同的民族对于爱情的理解，或者准确的说，是对爱情理解的方式不同，可能男人和女人各自生命不能承受的轻，还不是很适合来表达王琦瑶生命里的轻

毕竟中国人是含蓄的，有些话是不愿意主动说出口的，往往要通过其它的行为有所表示，这就出现了比如以前某个场景，女的喜欢男的，但是很含蓄，不好意思说，就往往很不含蓄的，用其他方式来大幅度的表示一下，好似国标舞充满张力和弹性的动作，正好能适合我们在不愿意直接诉说之时，夸张地进行表达。但是这种表达，不是站在客观的基础上的，是充满感情和主观的。如果是站在客观基础上的表达，就不会忌讳什么，亚里士多的人为人有“真正的理性”，这种客观表达一旦存在，那没有任何非理性因素的客观表达，实际上没有任何遮遮掩掩的必要。只有主观的非理性的表达，才需要“不好意思说出口”“话在心头口难开”。

可是我们缺少的不是有话没话的问题，而是怎么表达的问题。或许可以假设，是脑子中先产生了一些非理性的话，我们才不得不选择非理性的含蓄表达，这是“一定得这样”的必然；但也可以假设，一一旦我们有了另外的理性真实表达的表述方式，我们脑子中也会反过来根据理性原则来考虑问题，然后再说话。

其实绕远了，回过头来还是对于作品讲故事的方式的不同理解。文学内容是艺术作品的核心，缺少真正有思想和客观的内容，这个艺术作品也只能够流于一种感情的含蓄的表达，以及在这种非客观的表达基础上，自然也会遇到的非合理的事件、与男人的非合理的结果，以及更多的非合理的一系列相关因素的结果。尽管这只是我对作品讲述方式的理解。

我的朋友在舞台上表演的很好，不做作，非常真实，对于一生的发展而言，是一个可以挖掘的经历，衷心祝贺她。因为这段时间在准备写一个很变态的论文，所以这个期间的变态文字、日志也就拿来练习想象力了，可以当做是办公室坐久了，用无聊的话，打发时间的一种方式吧。

ps,推荐大家听听贝多芬的op135《非如此不可》，对于音乐中的形式主义，相信大家会有不同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