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一为本文作者白尔宁

　　白尔宁荷兰方提斯艺术学校教授

　　在这个讲座，我想探讨一些于过去几十年在世界许多地区发展的舞蹈与（文化）政策之间的关系。我经常与蒂尔堡方提斯艺术学校的学生和同事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认为从事表演艺术的人（舞蹈员、编舞人、舞台设计师、声效设计师、戏剧家）不应该把专注力只放在表演的实践上，而应该设法了解他们的技术、技巧可以存在与蓬勃的背景脉络。我深信他们应该对文化、政治和经济如何及因何影响他们的艺术，拥有洞察的能力，即使他们坚信他们的艺术主要是在封闭的排练室发展，并只受或大或小的剧场观众影响。当你更仔细地看剧场和排练室的真实状况，你会看到门户并非紧闭：社会是每天每秒地渗透进来的。我常常想到，舞蹈学生和教师往往把重点只放在身体训练，以及舞蹈和编舞的技术。作为一个剧作家和导演，我深信有趣的演出总是在寻找对当时政治和经济势头的理解。因此，不管艺术和艺术家喜欢与否，社会的其他范畴使艺术得以存在，没有它们，艺术根本无法存在。这是为什么我要在这里略述我的理解中的现今舞蹈与社会之间关系中的一些力量线。我将把重点放在社会凝聚的问题，这是过去十年整个西方世界讨论“社会中的艺术”的重心。当我用舞蹈这个词，我倾向专指在现代舞、后现代舞和剧场性舞蹈。它们先在20世纪及21世纪在西方发展，在过去数十年发展至全球（这在中国的发展中明显显示）。要指出名字的话：有库特·尤斯、玛莎·葛兰姆，经过皮娜·鲍什，到洛姆·贝尔、阿兰·菩拉特尔、桑吉加，以及更多的人。

　　当我们思考现代、后现代及当代舞蹈，我们视它为大约自19世纪末，深深地改变了西方社会的现代主义整体运动的一部份。在艺术领域中，现代主义是与自主权的概念息息相关，舞蹈亦不例外。在现代主义，舞蹈打破了三个传统：一是民间舞蹈，二是19世纪的综合性或娱乐性舞蹈，三是芭蕾舞。在民间舞中，舞蹈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它根植于日常的生与死、季节的转换、家庭和村庄生活的跌荡起伏。舞蹈是在社区中表演的节目，表演是建立社区的手段之一。娱乐性舞蹈诞生在19世纪，它把舞者和观众分离开。然而，观众仍是舞蹈行业的核心，因为他们的品味（一种自我价值和规范的表达）完全影响到创作过程中的艺术取舍。芭蕾可以被理解为高雅艺术形式的娱乐舞蹈。这三种传统舞蹈形式中，舞蹈演员不论被视为参与者或观众的投射，全都是以雇员的身份出现在舞蹈活动中。这种情况，被现代主义戏剧性地破开。舞蹈———它的技巧和美学的发展———成为其创造的唯一重要部分。观众到剧场是为了享受舞蹈作为一个自主的力量，通过舞者的付出而完成的进展。这种新的形势（与视觉艺术、严肃音乐和较有深度的剧场所发生的相似）把舞蹈神圣化，使舞蹈一词在现代的语意上成为一种艺术形式。这种新的地位与其勇于实验的精神、颠覆性和“异位”这个在近年理论性讨论中出现的概念相联。我接着会简要地介绍这三个概念，因为它们会帮助我们理解舞蹈在社会的地位和任务。舞蹈作为一种提高社会凝聚的力量所出现的问题。

　　现代舞是有关打破占主导地位的常规和因循守旧的制度的艺术形式。现代舞装载了瓦解准则这个普遍认为是美好的传统。现代舞再思所有从过去解脱出来的意念。它是关于背经离道：有关与中心保持距离。这就是“实验”的意义。现代舞寻求新的身体和动作基础，所以它是实验性的。

　　颠覆性和异位是与实验意义相关的概念。颠覆性的意义来自名词颠覆，那是一种试图在封闭的系统里创造开放、改变和可能性的态度。在我们的讨论中，这是指传统舞蹈的封闭系统。著名的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为正面的颠覆创造了一个术语：异位。那是来自拉丁语，意指“另一地方”。他提到了舞蹈和戏剧是“另一地方，但亦可指寺庙、博物馆、艺术学校和舞蹈营，甚至妓院”。这里指的“异”，是指在我们的文化中，舞蹈可以被看作是临时的自由自治区，身体、心灵和灵魂可以沉迷在日常的私人、政治和经济生活中被认为是“不正常”的活动。

作品《舞思联想》·冰岛

广东现代舞团作品《说女》

　　

　　现代舞作为实验性的、颠覆性和异位的实践，创造了如同哲学家LievendeCauter所形容的“一个属于另类的、行为异常的和流离的空间；一个揭露禁忌和一般被埋藏的真相的地方；一个属于卑微的现实、被禁止的、违法的、打破常规常态的地方；一个不墨守成规的空间，一个侵蚀惯例和传统的空间”。

　　在上述概念下，现代舞创作的可能性在过去和现在都是庞大的，其危险性和缺点也很清楚。当舞蹈成为自主的，当它成为一个属于实验、颠覆和另类的地方，它就脱离了时代的价值观和规范的约束，它必然成为精英主义，并且出现与社会脱节的危机。除了对艺术中美的狂热，现代舞已成为一个奇怪、往往难以理解的现象。为什么不崇拜美的人会出席呢？为什么赞助商愿意为其出资呢？为什么政府会资助他们呢？

　　这些问题的答案，带我们进入主题：社会凝聚和在过去几十年西方政治世界如何概括地思考文化和更具体地思考艺术。在这里，“创意产业”和“创意城市”的概念是关键，因为有关都市化的问题越来越引人关注。关于差异性和社会凝聚的问题，成为了西方政治议程的核心。

　　在过去五年中，美国经济和都市学家理查德·弗罗里达的思想主导了西方文化政治。他的几部书，特别是2002年出版的《创意阶级的崛起》，是全球最富裕地区的畅销书。理查德·弗罗里达发展了一套理论：创意产业（即信息通信技术经济、旅游、遗产经济和以艺术为中心的经济，它们被认为是创意经济的研究和发展部门）有助于制造创意城市。这些城市由艺术和体育活动、专题节日及博物馆驱动，带来大量的游客，使资金流入。这一理论已被大量的西方政治家们采用来更新城市的经济。

　　世界主要地区的其中一个最有名的节日策划人罗伯特·帕玛说：“创新城市是一种再生的工具，是经济复苏战略的一部分。”据联合国2008年4月的一份报告，创意经济是前景最好的经济板块。现时还没有数字显示金融和经济危机怎样影响创意经济。似乎，有些部分仍然蓬勃（例如纽约百老汇），而其他欧洲的地区则削减了投资。尽管如此，创意城市的理念已主导了政治和文化关系。这是欧洲和其他地方的一个经济和政治的现实。艺术双年展的蓬勃发展、博物馆（特别是现代艺术）的众多建设、艺术节的大受欢迎，都证明了这一点。由于他们带来经济利益，欧洲的政策大量资助文化界。

　　为什么这样的意识形态如此成功？答案是很显然的。这种由创意阶层、创意城市、宽容的城市、文化体验、文化企业精神等种种词汇描划的意识形态，勾勒出行动的蓝图，使一个生产越来越少经济商品的社会向前推进。这些社会受压于数十亿人愿意生产价格相对低廉的商品，所以利用创意来刺激经济增长的这种意识形态，便成为它们逃避工业崩溃这个现实和恐慌的一个途径。

　　欧洲的政治世界在过去几十年一直非常主动地慷慨支持艺术，背后还有第二个原因。这个原因与那些大城市的崛起息息相关。移民和其他的因素引起常被定义为差异问题的大量都市问题。现代城市，无论创意与否，都很容易倾向自我毁灭。如今与家族结构连系的社会网络逐渐崩溃，除了在个别公民的自由上的巨大效益外，社会的个体化带来了在（社会）安全、相互支持等领域上的巨大问题。

　　因此，当代政治家必须找到办法来恢复团结、连系与社区的系统，社会凝聚的系统也必须恢复。这是政治家看到艺术可以解决的第二个难题。众所周知，前现代社会中的礼仪和艺术实践，是把社会团结起来的一个因素。人生大事的祭祀仪式（出生和死亡、约会和婚姻、季节的变化、劳动等等）建造了社会。欧洲和其他地方的政治家，希望艺术能够帮助把个人化的需要和群体意识的需要两者恢复平衡。艺术应该担起创造社会凝聚的任务。

　　问题是从上个世纪的艺术历史来看，这是否可行？那是讲求自主性、颠覆性、寻求异位等等的一段历史。我们应怎样看待社会凝聚和今日的艺术？

　　社会凝聚和艺术从现代主义开始的时期，便有艺术家运用现代艺术所创造的自由空间来批评艺术的自主地位，并对植根社会的艺术提出讨论。通常，“根植”的目的是试图彻底改变社会，使它走向乌托邦（共产主义艺术家布莱希特、葛罗兹，以及在舞蹈中的德国、法国或苏联无产阶级文化运动的代表）。他们所希望的，不是在艺术中，而是社会中的缺裂。当然，他们反对那时的主导政治。一旦革命的胜负已决，他们便陷入困境，往往与时代脱节，被压制、迫害，甚至更糟糕。

　　但现代时期中，也有一些进入艺术这自由空间的艺术家，目的不是为了革命，而是创造社会凝聚，这个传统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社区艺术。它有着悠久的历史，特别是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这一传统在舞蹈中亦甚强大，就正如戴安·阿蔓斯和海伦·尼科尔森的著作中所记载的一样。社区艺术及社区舞蹈现正在世界各地蔓延，整个非洲的艾滋病运动大量依赖戏剧和舞蹈作品，便见证了这一点。有关在社会凝聚这一主题上的舞蹈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他们都有很好的理由寻求对方的帮忙，并联手合作。对于政治，社会凝聚的问题已不能再拖延；另一方面，自现代主义出现以来，便一直有艺术家和舞蹈家想要为加强社会联系而工作。有需求，也有应付需求的艺术技巧。一切就是完美么？并不是。我们需要提出一些警告，作出一些预防。尤其是在艺术家这一边，危险就在咫尺。他们必须面对混和政治、经济和艺术这三个领域的危险。

　　积极行动的时刻和对美丽的防卫只有当艺术家可以从自主和自由的空间活动，多元化政策与社区艺术形式结合的成果才会丰盛。如果艺术家的活动离开“象牙塔”这个现代意念创造的自主的空间，他会被政治议程所淹没，并且无法做到以艺术创造社会凝聚的基础：发展自己的艺术。自主权赋予艺术家（借着他的名气）道德上的权威，支持他的公民和艺术上的角色。在最近发生的社会舞蹈项目的海啸中，艺术家还面对了一种更大的威胁。在今天的社会，政客们往往会混合了他们的两种关于艺术角色的观念：正如前文所说，他们看到它在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和作为解决新城市差异问题的途径。一般而言，政客期望社区舞蹈可促进社会凝聚并且创造经济效益。这对于艺术世界来说是致命的。艺术家必须在这里画一条界线，并且维护现代主义正面的核心：实验和自由空间的创造，以及福柯所提出的异位。发挥空间的经济化对艺术家来说没有艺术上的得益。我们也不应该让异位政治化，如同在极权主义政权发生的情况般，成为旧的和新的右翼政客或原教旨主义者神权的幻想。因此，第一项任务是保卫异位（如舞蹈营和艺术节）相对的自主权。这并不意味着艺术家们必须回到现代主义的根源，更不是要回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艺术家在二十世纪对现代主义的政治和社会诠释。

　　我们的时代需要一种新的行动精神，以现代观念为基础，使用艺术自主权但接受我们的时代不需要颠覆而是要更正面的行动。社会生活内陷、团结受到威胁，现在正是采取正面行动和建设性行动主义的时候，艺术和文化扮演———甚至是必须要扮演———社会领域中的角色：社区艺术、过程为本艺术等。新的反文化———一个被遗忘的六十年代短语———必须要反对坏的颠覆。现在是时候捍卫国际法律的秩序，捍卫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捍卫行动主义者的权利，保卫生态措施。总之，现在是捍卫民主，维护法制，维护福利国家，从而保卫国家，保卫生态系统和地球。正如LievendeCauter所说的：“我们需要从否定的精神，改变到正面的实践、公民抗议；简而言之是从颠覆到积极行动。”我想补充一点，在认同了上述声明之后：新的艺术家的精神应加上行动主义的实践（例如以社区舞蹈的形式）。这会是一场严峻的斗争，来捍卫美和艺术家作为美的服务者和创作者的角色。社区舞蹈应该明白自己是一个行动主义和追求美丽并行的自由空间，不受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干扰。

　　观念

　　参考书目：DeCauter,L.Vanhaesbrouck,K.DeBruyne,P(ed.)Artandactivism(2009,forthcoming).NAiRotterdam

　　注：本文为广东现代舞周《舞蹈与社会》研讨会发言，稍有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