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后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编导系和美国加州艺术学院编导专业。曾任中国国家芭蕾舞团驻团编舞，丹麦皇家芭蕾舞团、香港演艺学院、纽约市芭蕾舞团、上海芭蕾舞团客席编舞。2008年创立北京当代芭蕾舞团，连续推出十部当代芭蕾舞作品，是享有国际声誉的现代舞蹈编导。曾荣获保加利亚瓦尔纳国际芭蕾舞比赛、美国杰克逊国际芭蕾舞比赛、俄罗斯国际芭蕾舞比赛、上海国际芭蕾舞比赛最佳编舞奖，成为第一个赢得四次国际最佳编舞大奖的中国编导。

    从去年到今年，北京当代芭蕾舞团都很忙，除了带着自己的经典作品《霾》巡演于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国，还于今年5月，携带新作《死火》于丹麦皇家歌剧院进行世界首演，连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阮次山都感叹，国内舞团在国外演出的如此盛况，真是难得一见。

    北京当代芭蕾舞团此前在美国肯尼迪艺术中心、英国沙德勒之井剧院等地的演出，已为其在国内外聚集了不少人气。6月29日、30日，北京当代芭蕾舞团将携作品《惊梦》、《情·色》于上海城市剧院进行专场演出，算做其首次大规模国内巡演的压轴。

    《情·色》2006年首演于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剧院，是北京当代芭蕾舞团团长、艺术总监王媛媛应丹麦皇家芭蕾舞团之邀创作的，版权属于丹麦皇家芭蕾舞团很多年，“我成立了舞蹈团之后才将它拿回来，而它全国性的巡演，这是第一次。”王媛媛说，《情·色》没有具体情节，而是以女性的 20、30、40岁三个年龄段为结构，力求以舞蹈动作临摹情感世界，将记忆、经验外化为肢体语言。

    《惊梦》则改编自明代戏曲家汤显祖的名作《牡丹亭》，首演于2007年，由冯小刚担任监制，这也是他与王媛媛继为电影《夜宴》编舞后的第二次合作。《惊梦》从《牡丹亭》中截取了惊梦、冥判、幽媾、重生几章，再现杜丽娘与柳梦梅的爱情故事，在舞蹈编排上体现了当代芭蕾的特点，在配乐上糅取了传统昆曲的念白和创意。

    《情·色》和《惊梦》对比，一个很西方，一个很中国，两者完全不同，《惊梦》对王媛媛显得更为特别，“创作这剧时，还没成立北京当代芭蕾舞团。这部作品是我在做工作室时和几个艺术家一起创作的，首演就很成功，然后才有人建议我们成立舞蹈团。有了《惊梦》，才有了后来很多作品。”

    演出前，早报记者针对当代芭蕾在国内的创作情况，专访了北京当代芭蕾舞团团长、艺术总监王媛媛。

    舞蹈不附属于娱乐

    东方早报：当代芭蕾和古典芭蕾的差异体现在哪里？

    王媛媛：古典芭蕾从16世纪就已在法国、意大利发展了，最开始是大家对美的一种追逐，后来才发展到有戏剧融入其中，比如《天鹅湖》等。像丹麦学派、俄罗斯学派，都是在童话、神话的故事架构中去塑造人物，离我们很遥远；当代芭蕾则架构在当代人生存的社会及在其上生成的心理感受上。我现在不想表达古人的所思、所想、所爱，而更关注现代人的情感、想法、社会状况及人的生存状况，用现代人的心态，去反观前人。

    东方早报：你此前从事过古典芭蕾的创作吗？

    王媛媛：我从事编导创作20年，没创作过古典芭蕾，古典芭蕾也不需要去创作。我之前在上海芭蕾舞团和中央芭蕾舞团编导的作品如《大红灯笼高高挂》等，舞蹈结构没采用古典芭蕾的用法，都是用现代的编舞方式呈现。

    东方早报：提到《大红灯笼高高挂》，这是你和张艺谋的合作。

    王媛媛：十几年过去，大家都还在提张艺谋，以及冯小刚。我对舞蹈圈感觉挺失望，就像舞蹈一直找不到谁来做标杆，而要借电影圈的人来打名声，这实际是把舞蹈做低了。

    电影属于娱乐，是和舞蹈不同的艺术形式，舞蹈要有自己的脊梁才能站起来。我不喜欢老提他们，好像贴在我身上似的，我们自己没这个能力吗？国外舞蹈明星受人尊敬和关注，是因为他们站在舞台上，而不是说好莱坞女星娜塔莉·波特曼参加一部《黑天鹅》，他们就有什么不一样了，舞者都愿意对观众说：“这是我自己，我的作品比电影多很多，也强很多。”

    我们的舞团在不到四年时间内，走过了15个国家，参加过全世界最高级别的舞蹈艺术节——纽约布鲁克林音乐学院舞蹈节，也有10个作品可以向英国沙德勒之井等世界顶级剧院推荐。国内观众可能更倾向于喜欢古典作品，我们可以慢慢跟他们交流，但我还是希望，舞蹈有自己的天地，别把它看成娱乐。

    东方早报：国内观众还是更容易接受古典芭蕾作品？

    王媛媛：这可能和国内观众的培养有关，如果说他们要接受芭蕾启蒙，多数还是会选择从古典芭蕾入手，但在国外，芭蕾发展了几百年，提这个话题都不应该了，因为他们的当代作品已经很当代了。

    我们也有观众是一直跟着我们的，我们每一次出来新作品，他们都会来看。越来越多的观众理解当代作品，毕竟社会越来越开放，他们也更关注当下自己的各种心灵困境，没有时间去想王子和公主是怎么回事。

    想像是舞蹈最大的财富

    东方早报：国内其他当代芭蕾舞的创作现状你了解吗？

    王媛媛：国内芭蕾舞团本就不多，基本上都是古典团，像中芭、上芭、广芭等，原创、现代的东西相对少。

    东方早报：你挑选舞者有什么要求？

    王媛媛：要严，我的舞者必须具备两种素质，一是要有芭蕾舞者最基本的条件，比如脚尖的技术和能力，都必须和传统芭蕾一样；另外，他还必须具备现代舞者的素质，身体要有更多的可能性去创新，去做动作。芭蕾舞者的身体通常都是僵硬的，很直，不会动，他一般只是做那些规定动作，因为芭蕾动作永远都是一样的，概念都差不多，只是每次在编排时将之打乱并组合；现代舞是什么可能性都有，舞者的身体能动性很强。

    每年，都会有学生从舞蹈学院毕业，所以，每年我们也都会去挑选舞者。但舞者既要有芭蕾的技术，又要有现代舞的灵动，就很难找。我们的新演员进来，都要花一年以上时间才能达到上台“能看”的标准。

    东方早报：他们容易理解你传递的抽象思维吗？

    王媛媛：不要小看我们舞者的素质。我们的作品都是原创的，我在创作过程中，会让他们明白我怎么想，他们也会试图去理解编导的意图。其实，这对舞者和观众来说，都没什么困难，就看你愿不愿意去想像。

    想像容易出现懒惰，我们的教育习惯从小就直接告诉我们结果，答案经常是唯一的，这是我们习惯性的思维方式，特别着急，看演出也是。观众习惯让编导告诉他这个事情怎么发生，怎么结果，都想直接得到答案，却不愿给自己思考的时间。

    现代舞就是要让人利用舞蹈演出产生的时间、空间，为某件事停下来想像，这是舞蹈带给观众的最大财富。舞蹈并不只属于编导和舞者，观众想像力的参与，也是其生命力得到真正绽放的力量。

    老外未必接受中国奇观

    东方早报：你们团在国外演出时，最容易被观众接受的作品，是有中国风味掺杂其中的吗，比如《惊梦》等？

    王媛媛：其实不是。有人认为，你给国外观众京剧、杂技等他们没见过的中国奇观，他们就会喜欢。现实是，他们会觉得那些离他们很远，反倒是现代舞离他们很近，就像我们不容易理解国外不熟悉的艺术家的作品。《惊梦》里面都是无法预知的事情，他们也并不熟悉汤显祖的背景，我们把它转变为现代舞，反倒更好理解。

    我们最受欢迎的作品是《霾》，因为《霾》的现代思维方式，和他们相通。他们能直接感受到《霾》的思考是当代社会的生存环境、现代人的自我觉醒，也能理解我的表达方式和手段，而不是说他们有心灵困境才能理解这部作品，不是说我摔了他也跟着疼。他不疼，但他能理解我疼。

    东方早报：国内外观众对当代芭蕾的欣赏水平和接受程度会有差别吗？

    王媛媛：有差别，差别很大。我们在国外演出，暗场之后，观众都安安静静，演出后，观众的掌声也会让我们有两三次的谢幕。我们要的其实也不多，就是掌声。国内观众进了剧场，就像在家看电视一样，嗑瓜子、聊天，没有好的观演习惯，更不用说理解了。我们只能调整自己的心态，享受我们在舞台上的时刻就好。这（观众素质）也需要长时间的教育，才能有变化。

    东方早报：你们的部分作品比如《凌镜》，是邀请国外编导过来编创的，他们有哪些特质会比较吸引你？

    王媛媛：我们邀请的编导都非常有自己的想法，我们把他请过来，就是给他舞者和空间，去表达“自己”，让他做自己想做的东西。但不是说所有编导就都合适，我们还是会选择那些观念比较为国人所接受的。通常，国人都喜欢“大名字”，就是已经很出名的人，大名字当然有助于票房，但在欧洲，很多正在成长的年轻一代编导，他们也会有很多观众，因为观众喜欢看新东西，他们还是以作品为重。而且，他们会有固定的基金会、剧院和项目来协助其做舞蹈。

    相较而言，中国做现代舞的编导，生存就很困难。他们很少有机会做自己的作品，都是单打独斗，自己找支持，发展得很零散、缓慢。其实，国内现在很重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每年给几十亿元补贴，但这些钱可能都投注在剧场、艺术产业园之类的地方，最应该给的、处在根上的艺术家，反而拿不到。我们不是体制内的舞团，所以也不是能及时完整地接收到这些信息，只是埋头去做而已。企业等赞助商的钱也要特别努力才能获得，因为他们要求的回报都不一样，不要求回报的基本没有。国外不一样，企业若赞助文化产业，政府就可以给予他们免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