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艺术是全世界的通用语。作为直接与人类精神世界产生联系的艺术,是最能跨越语言障碍进行对话的。
今年年初的一趟以色列之行,让我对这个问题的感触尤为深切。在2016年以色列“欢乐春节”活动演出内容里,有中国的钢琴、武术、杂技表演等。当中,国内某现代舞团的现代舞演出项目格外引人注目。在艺术舞蹈领域,在中国,人们比较熟知的有古典舞、民族民间舞等,现代舞这个舶来品的影响则相对较小。可中国的现代舞团来到了以色列这片土地,同样受到了以色列观众的青睐。
其实,具体到某一种艺术门类,在不同的国家、地区和民族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很难毫无障碍。而舞蹈,这种以经过提炼加工的人体动作来作为主要表现手段,运用舞蹈语言、节奏、表情和构图等多种基本要素,塑造出具有直观性和动态性的舞蹈形象,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的艺术形式,或许更符合这个要求。换而言之,舞蹈,应该是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开展文化交流障碍最少的艺术门类之一。
相较于其它艺术形式,以现代舞这种样式走进以色列,或许会得到更多的欢迎。这就需要结合这个国度的具体国情。地处地中海东岸的以色列虽在地理区域上属于亚洲,但文化方面更接近于欧洲。国民喜欢艺术,尤其是现代艺术,对现代舞也具备一定的欣赏力。而以色列的现代舞发展水平比较高,有不少知名的现代舞者,在世界现代舞领域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对艺术的喜好和审美的差异由此可见。一方面是差异的客观存在,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背景之下,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这种情况之下,“桥梁”的意义就凸显出来了。在中以之间,现代舞扮演的,恰恰是“桥梁”的角色。
所以,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在用“中国语言”讲述“中国故事”的同时,我们同样要学会用“世界语言”讲述“中国故事”,用外国人所熟悉的文化方式进行文化交流。
如何学习好、使用好文化交流的“世界语言”?现代舞无疑是其中的一种途径。
作为现代艺术之一,现代舞在中国的起步较晚。上世纪30年代,舞蹈家吴晓邦从日本带回了现代舞,并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创作出了一批反映现实的作品,在上海、重庆等地演出。40年代,舞蹈家戴爱莲回国,并与吴晓邦合作作品。在后来的日子里,因为种种原因,现代舞在中国的发展逐渐衰微。改革开放后,这一情况有了很大改观。一些华人舞蹈家义务回到中国传播现代舞;北京舞蹈学院开办了现代舞试验班,并请来西方的现代舞专家上课;专业的现代舞团体也相继成立。时至如今,中国的现代舞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目前国内的现代舞蹈团体主要集中于北京、上海、广州等几座城市,他们的演出也频繁地在国内外的舞台上亮相。
近几年来,正在发生的一个大的变化是,越来越多的方面开始关注现代舞,并积极地推动中国现代舞艺术的发展。就在这个月上旬,由文化部外联局、浙江省文化厅主办,浙江音乐学院承办的“第二届以色列现代舞编导大师班”在杭州举行。这一次,两位知名的以色列现代舞编舞大师被请到了中国,为来自中国各地的近一百名编导、演员授课。“去探索去创造,尝试新的东西,个性化的表达。”“更大胆一些,没有唯一的答案,重在体验。”课堂上,老师这样鼓励学员。短短的十天时间,以色列老师不一样的教学方式,让学员们接触到许多新的理念。
从事舞蹈研究已三十四年的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所长欧建平,亲身经历着改革开放以来现代舞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去年给第一届“大师班”开过讲座的他,这次又来了。他将“大师班”的举办比喻成“播种”,有了“播种”,便能够推动新观念的普及。欧建平坦言,目前国内的现代舞作品总体质量还不是非常高。只有在扎实的根底上,才能创作出好的现代舞作品,没有无根之木。当然,中国的现代舞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光靠“大师班”这种活动还远远不够,但这样的尝试总归是让人惊喜的,毕竟能走出国门去学习现代舞的舞蹈从业者仍是少数。
找准国与国之间不同文化背景下最适合的“桥梁”开展文化交流,是最容易得到民众欢迎和接受的。中国现代舞的“走出去”和“引进来”正是说明了这一点。在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一方面需要坚守自身的文化传统,进行传承、弘扬和传播;另一方面,也需要吸收当代文明及其他文化中的优秀内容,以便于更好地“走出去”,更顺利地与世界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