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0日，三十多个“陶身体剧场”的应聘者把120平方米的排练厅挤得满满当当。他们躺倒在地，开始做一连串匪夷所思的动作。一群人静静地、手脚僵硬地在地上爬来滚去，有的人头被卡住，有的人则“滚”乱了方向，头晕目眩跟别人“撞车”。

　　即使对大多数舞蹈科班毕业生来说，这也是一次极其少见的招聘考试：一上来便直接试做“陶身体式”的舞蹈动作，没有面试和个人展示环节，考官不看学历、成绩、长相。排练厅里甚至没有镜子。

　　“爬来爬去30分钟，站都没有站起来”是台湾舞蹈家林怀民对陶身体剧场的现代舞作品《2》的戏称。实际上，它是一种全新、独特且极有难度的舞蹈方式，表演者陶冶和段妮的身体像水一样流淌到地面，极富美感。艺术总监陶冶是林怀民现在最看好的大陆编舞家，因为“他大概是全世界年轻编舞家里唯一在下工夫的，别人都是流行什么搞什么，他没有。”

　　8月，陶身体的《数位系列2&4》终于在国家大剧院进行中国首演，观众们惊讶地在观众席里找到了崔健、洪晃、徐冰、翟永明等人的身影。事实上，陶身体剧场成立已有五年，这个只有6名舞者的小舞团虽然很少在国内公演，但近年来已经走遍欧美，并在全球著名剧场和艺术节中颇具声名。

　　《2》与《4》

　　极简的白色舞台上，四个舞者黑面青衣，闪转腾挪地从开头舞至尾声。他们面目模糊、不带任何情绪，动作却不可思议地整齐划一。

　　这台作品《4》让国家大剧院的观众震惊。演出结束后，一个外国观众提问：“没有领舞、速度一致，我好像看到一个找不到自我的群体。你是不是想表达这一点？”艺术总监陶冶对此不置可否。在陶身体剧场的理念里，作品不表达什么意义，有意义的是动作本身。

　　忽略个人表演、更在乎合作精神的《4》是想挑战一个新的可能：仅凭借经验、意识和感觉保持舞蹈者的稳固和整齐。在从编排到成型的半年时间里，这个作品吓跑了七八个演员。“七八个都算少的。”陶冶说。有人进团时告诉陶冶，自己特别特别热爱现代舞，有理想、有热情，结果最短的只呆了半天。

　　“再有天赋的演员也需要排练半年，中国几乎很难找到能够跳下去的、有毅力的演员。”陶冶摇摇头。

　　陶冶说话时带一点重庆口音。这个年轻的艺术总监1985年出生。他把陶身体的排练形容为“就像苦行僧一样的修炼”。在不演出的日子里，他们每天从早上10点到下午5点进行高强度训练，雷打不动。

　　《4》仅仅是陶身体“数位系列”作品中的一个。2013年的新作《5》是一出五名演员全部“粘黏”在一起并“滚动”的作品，观众无法看清舞者各自的身体和四肢，像抽象的绘画。这是一个更难排练的舞蹈——只要一个人的重心有问题，五个人都没法动。

　　而在国家大剧院演出的第二个作品《2》则最为困难。用舞蹈家林怀民的话说，为了这段长达50分钟的作品，陶冶和段妮在地面上“死爬活爬”，琢磨了足足一年——由于希望回归自我、保持独立思考，他们拒绝从别的艺术作品那里寻找灵感。最困难时，他们一整天都想不出一个动作。《2》最后在舞台上的呈现效果颇为惊人：随着重心在身体各种不断变换、游走，两位紧贴地面的舞者就像处于失重状态下起舞。尖锐的背景音乐有时忽然停止，观众的耳膜由此得到一种突然而至的放松；舞者也会在疯狂舞蹈时忽然静止。如此，它并不仅仅是一个舞蹈，而成为了一出可以多重阐释的当代艺术作品。

　　2012年，陶冶成为继舞蹈家沈伟之后第二个受邀在美国林肯中心演出的中国舞蹈家，他带去的就是《2》与《4》，斩获极高赞誉。《纽约时报》首席文艺评论家AlistairMacAulay评价它们具有“戏剧性的张力”，能直观感受到“舞者对身体运动的控制和强大驱动力”。

　　用古老的方式与身体对话

　　“感受你们身体的重量。”陶冶站在排练厅一旁，让应聘者们在训练间隙躺下，练习呼吸吐气。他还会让舞者以身体各个点为圆心发力画圆——从头顶、膝盖、拇指，一直到鼻孔、耳垂，甚至头发丝，以此体会失重的状态。

　　这些方法是陶冶自己琢磨出来的路子。大部分应聘者都没见过这样的训练方式，十分好奇。“我刚来的时候也觉得很奇怪。”陶身体剧场的成员付立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1992年出生的付立唯是2013年新加入陶身体的舞者。陶冶评价，他跟段妮和自己一样，“关节天生松”。

　　在中国舞蹈教育里，关节、肌肉是紧的，重心都在中间。可如果关节天生就能松下去，重心转移便更为容易。“你会发现身上有很多奥秘。”陶冶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但他并非习舞之初就发现了身体的秘密。陶冶毕业于重庆舞蹈学校，只接触过芭蕾、古典和民族舞等传统舞蹈，对现代舞一无所知。2001年，他进入上海武警政治部文工团——这个履历后来让很多人诧异，因为极具现代实验意识的陶冶实在不像从部队里出来的人。

　　而正是在部队期间，陶冶得到了最初始的现代舞启蒙：一个在金星现代舞团当过舞蹈演员的退伍老兵回到部队，给他们教了一两次课。“还有这种方式可以训练身体１他十分诧异。退伍后，陶冶先后进入金星舞蹈团和北京现代舞团。与大多数舞蹈演员不同，他常陷入对一个问题的焦虑：我们为什么跳舞？2008年，陶冶离开北京现代舞团进行独立创作，开始“正儿八经地释放自己”。这一年，他编排出了实践自己舞蹈理念第一个作品《重之三部曲》。“这台作品是我素养和精神上的一种构建，”陶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们为何要跳舞？它让我找到了精神上的方向感。”

　　那时，这个舞蹈小团体还没有名字。直到创团两年后，陶冶才觉得自己原来每天都在用一种古老的方式跟身体对话，于是正式把舞团名字定为“陶身体”。

　　他的作品让国外评论界吃惊。他们没见过这样的舞蹈，于是称其为“极简的东方式创作”。又因为舞团的英文名“TAO”在英文中与“道教”恰巧是同一个词，西方则更乐于探讨陶冶作品的宗教性。

　　“你为什么不去春晚或者快乐男声？”

　　无论里面有多少人，陶身体剧场的排练厅都十分安静。这个位于东北五环外的工作室，拥有一种与他们作品同样抽象、简约和静默的气质。陶冶和段妮就住在排练厅楼上。

　　2011年，陶冶受邀参加崔健导演的影片《蓝色骨头》，出演一个跳现代舞的叛逆文工团演员。这似乎隐喻了很多现代舞者的现实困境。陶冶的父母以前并不理解离开体制、没有单位的儿子。2012年，陶身体受邀在纽约林肯中心演出，又获得欧美几家大报的一致好评，陶冶有点飘飘然地回国，不料妈妈对他说：你为什么不去参加“春晚”或者“快乐男声”？

　　排练作品《2》时，陶身体的排练场还在河北涿州。他们每天需要在路上花去五个小时。而在那之前，他们只能偶尔借用其他艺术家的工作室进行排练。这些工作室都没有地胶，他们倒在水泥地上跳舞，衣服全被磨破。陶冶一度认为，《2》就是自己跟地面的对抗和较劲。

　　如今，中国大多数舞团一年去三四个国家演出已算不错，而陶身体能接到十多个国家的邀请。可他们还是面临着大问题：新舞蹈演员招收困难。林怀民曾表示，如果云门舞集可以从头做起，一定要像陶身体一样越小越好。但陶身体的高强度演出已经让六个成员有点吃不消。

　　2010年，陶身体做了一整年免费的公益性工作坊。他们跟戏剧导演林兆华、北京舞蹈学院和蓬蒿剧场合作，总共给八九百人做了舞蹈和开发思维式的独创性培训。可最后结果却让陶冶十分失望：一些人只是想来玩一下或者减肥，他们希望合作的一些舞蹈演员也很轻易就放弃了。“我发现这个环境极为冷漠，你在真心做一件事情，但这件事在这个时代非常没有价值。”他说。年轻的“陶身体”还有一个困境。“我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太年轻了。中国就是论资排辈的。”陶冶这样说。

　　在国内舞蹈圈里，陶身体的跳法无法被归类或标签化——陶冶带着他的新理念闷着头闯了出来，但他没有名校或***背景，“无门无派”。

　　“最后我变成了一个很孤独的人，但似乎又引起了一些关注，在圈子里总有一种反差……”他苦笑着补充，“这很别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