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舞蹈家林怀民曾说，如果云门舞集可以从头做起，他要弄很小，越小越好，就像中国现代舞团陶身体。“大陆现在我最看好的编舞家是陶冶，他和太太段妮两个人编一个舞，在地上爬来爬去，30分钟，站都没有站起来。他们说为了这个舞，两个人死爬活爬地弄了10个月……他大概是全世界年轻编舞家里唯一在下功夫的……别人都是流行什么搞什么，他没有。”
林怀民说的这部作品，是陶身体剧场的现代舞《2》。陶冶编这个双人舞时想要表达的不只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而是在性别上有一种超越，做出一种有质感的纯肢体舞蹈。类似的作品，还有现代舞《4》。
8月3日、4日，陶身体《数位系列2&4》将在国家大剧院做首次国内公演，这也是陶身体在国内极少数的售票公演之一。《纽约时报》首席文艺评论家阿拉斯泰尔·麦考利曾惊艳于陶身体戏剧性的舞蹈张力，“舞者对身体运动有着控制和强大的驱动力。”
“我的作品没有主题”
陶身体剧场在2008年3月诞生，当时只有陶冶和王好两位舞者，没钱，没作品，没场地。同年8月，随着段妮的加入，舞团开始稳定，排出了第一部作品《重之三部曲》。这部作品让陶身体在国际上发了声，《瞬间》、《2》和《4》则坚定了他们日后“身体研究”的方向。他们的肢体语言讲究“重心转移”和“失重”，在失重过程中还要有自己的重心，这就带来了一种视觉感极为不同的舞蹈方式。陶冶的编舞理念是强调动作本身即是意义，“让国外观众最吃惊的是我们作品表达的理念，我的作品没有主题，这种抽象的概念必须建立在非常强烈的视觉方面才能达到。在我的作品中他们看不到我的情感，但能够发展出他们自己的情感。”陶冶说。
2011年，美国姑娘方美昂的加入，为陶身体在国际上的拓展起了不少作用。单就林肯艺术中心、悉尼歌剧院、美国舞蹈节这些陶身体曾演出的场所，便很能证明陶身体的水准。现在，陶身体每年会有8到10个艺术节的邀请，演出日程表也排到了2015年，是实实在在靠国外演出来维持生存的现代舞团。
但这一切，对回到国内的他们来说，没有带来任何回报和意义。陶冶的父母甚至建议他去上“春晚”，参选“快乐男声”。“我当时就崩溃了。”陶冶忍不住笑出声来。
“现代舞的环境不好”
北京近两年的现代舞演出环境和欣赏水平，常让不少京城以外的舞蹈爱好者艳羡，也常让人有轰轰烈烈的错觉。比如，7月北京会有“北京舞蹈双周”，8月、10月则有“中国舞蹈十二天”和“国家大剧院舞蹈节”，每月时不时也总有国际大团降临。陶冶身在其间，却并不那么乐观，这些热闹“就像个泡沫”。不只是国内剧场文化没有固定观众群，评论体系不完整，现代舞和观众的信任关系也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很多舞者在台上常常带着犹豫和惶恐。不少人来看现代舞只是尝鲜、看热闹。陶冶说：“国外也并不是都好。因为有太多演出、艺术节和舞者，不可能没有泛滥的恶俗。来看现代舞演出的也多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年轻人更爱混酒吧。全世界的现代舞环境都不好。”
这两年陶身体在舞蹈界虽然名气渐长，在国内却基本没做过租场性质的商业演出。商演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亏损。陶冶举了例子，适合他们演出的剧场租四小时便要3万元，还不包括灯光、舞美、道具、演员休息室和宣传的费用。“票房无法回收成本，国内又有赠票的习气，要不然现场很惨然，对演员的情感也是一种挫败。”让陶冶感觉困扰的，还有舞者的寻找。很少能有舞者安静下来去呈现他的作品，以及“忍受”至少要用半年至一年时间来感悟的前期训练。
唯一让陶冶感觉安慰的，是现代舞作为当代艺术的一种，能让他结识这个领域里其他一些有相似“阵痛”的人，比如音乐家小河、雕塑家向京、摇滚旗手崔健等。他们和陶冶有相似的认知，也曾带给他不少信任的力量。
“陶身体很用功，有不少新鲜的现代舞理念，作品也有用心在打磨，规模虽小，却也都精致。”相继担任过香港城市当代舞团、广东现代舞团、北京雷动天下现代舞团艺术总监的曹诚渊，常用“雨后春笋”来形容国内一茬茬冒出来的小型独立现代舞团，比如今年参加“北京舞蹈双周”的舞团就有50余个。他们的特质在于作品和新人不断涌现，有思想的激荡，但并不见得长久，有些夺人眼球，大多数默默无闻，昙花一现。
能像陶身体频繁去国外演出的独立舞团并不多。身体技术、舞蹈内容和国际代理人的缺失都是问题。雕塑家向京曾形容陶身体是这个坚硬物质时代里的“幸存者”，因为他们在国际上算是得到了一种沟通的话语权。国外舞评人在评论他们时，常常找不到既有的参照物，而不得不重新寻找一种新的评论方式。因为没见过，陶身体给了他们耳目一新的东方感觉。
“但陶冶也只能代表陶冶，不能说他代表了中国现代舞的方向，这样压力和包袱都太大。”曹诚渊说，“有号召力的大型现代舞团就像花园里的树，但花园里只有树肯定也不够，要有各个季度的花相继绽放和凋谢，才更能彰显一个地方对现代舞的包容能力。”国内现代舞的现状，只能说还在竭力开凿通往百花齐放的花园之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