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3日至6日，由少数民族舞蹈协会主办的首届少数民族舞蹈作品创作研讨会在天津召开。会议回顾了民族舞蹈的发展历程，并对当前民族舞蹈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反思，提出了建议。

　　登上大雅之堂

　　1944年，在英国受过系统的芭蕾舞和现代舞训练的戴爱莲回到祖国，在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里教授芭蕾舞课。当时正值中国现代史第一次向民间艺术学习的热潮，曾目睹印度舞、印尼舞、日本舞的戴爱莲，唯独没有看到过中国的民族舞蹈。寻找中国的民族舞蹈之根，成为她的心愿。

　　在陶行知的鼓励下，她和音乐人彭松一起到西康地区搜集少数民族舞蹈。1945年秋，戴爱莲在康定学到了流行于巴塘的“巴安弦子”，随后在重庆举行了“边疆音乐舞蹈大会”。大会为中国现代舞蹈史提供了一批有影响的作品，戴爱莲和彭松等人创作的《哑子背疯》、《嘉戎酒会》、《羌民端公驱鬼》、《春游》、《倮倮情歌》等体现了民族文化整理与开掘上的最新收获。这也是首次以边疆少数民族的歌舞为主题所举行的专场晚会。《新华日报》为此专文祝贺：“边疆音乐舞蹈大会公演使整个山城像开了锅似的沸腾起来。当这些鲜艳夺目、各具风采、充满活力的民族的艺术呈现在舞台上时，人们为初次看到自己民族的艺术宝藏而惊讶。”

　　从那以后，戴爱莲多次演出边疆舞，掀起一股边疆舞风潮。1946年她在上海逸园连演4场，场场爆满。边疆舞在上海许多中小学校里流传开来，人人谈论边疆舞、人人争看边疆舞。1946年9月，戴爱莲到美国访问，演出边疆舞，引起众多好评。1948年她在北京一些大学里教授边疆舞。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北京，戴爱莲在欢迎大会上表演她拿手的《青春舞曲》，不仅受到许多领导人的赞美，而且在北平刮起了一阵学演边疆歌舞的风潮。

　　1947年初，为适应大、中学校对边疆舞学习的要求，戴爱莲在上海延平路创立了“中国乐舞学院”，成了推广中国边疆舞的中心，设本科和普及科。本科学芭蕾舞，普及科学边疆舞。本科学生约有20余人；普及科学生是各大学组织成各自的团体班进行学习，培养了一大批民族舞蹈的学习者和爱好者。

　　百花齐放的春天

　　新中国成立后至上世纪60年代中期，我国掀起了第二次学习民族民间舞蹈的热潮，民族舞蹈开始从民间走向都市剧场，并出现了大批少数民族舞蹈精品。赞美新生活、歌颂劳动人民成为那一时代的主旋律并贯穿于民族舞蹈创作与表演活动中。

　　在蒙古族舞蹈的发展史上，贾作光起到了重要作用。他1947年随吴晓邦参加内蒙古文工团。辽阔的草原激发了他潜藏的才华，成为他毕生源源不断的创作源泉。他先后创作了《牧马舞》、《鄂伦春舞》和《牧民的喜悦》等。建国以后，他又创作表演了《鄂尔多斯舞》、《挤奶员舞》、《盅碗舞》、《灯舞》等。他将草原牧民骑马、摔跤、射箭、挤奶等生活动作提炼为舞蹈语汇，这些已经成为蒙古族舞蹈的标志性符号。

　　新中国成立之初，年仅十四五岁的冷茂弘响应号召，到凉山彝族聚居区体验生活。8年时间过去，他创作的《快乐的罗嗦》于1959年首演，挖掘整合的彝族“瓦子嘿”动作、提炼出小步跳跃和小腿划圈、甩手的舞蹈动作，表现了彝族人民斩断手链、脚镣之后的快乐心情。这个舞蹈被誉为中华民族20世纪舞蹈经典作品。

　　就在这一时间，一个15岁的小姑娘随着解放军十八军的队伍来到了川藏公路的工地上。她就是《洗衣歌》的创作者李俊琛。十八军历时4年完成了川藏公路，随后进驻拉萨。李俊琛在那里目睹了西藏农奴的苦难和他们翻身做主人后的喜悦，深深感受到了军民鱼水情。“在西藏的冬季，我们的汽车掉进了冰河里，旁边的藏民二话不说，脱了衣服跳进冰河，帮我们推车，我被深深地感动了。在西藏十几年点点滴滴的印象，都汇集在我的脑子里，我下定决心，有一天一定要把它们搬上舞台。”

　　1964年，全军第三届文艺汇演即将举行，李俊琛仅用两小时就排练出了《洗衣歌》，她说：“表现军民鱼水情，用波澜壮阔的题材也可以，但我更愿意用洗衣服这样一个细节，来体现解放军与藏族人民的深情。”《洗衣歌》演出后，获得了4项大奖，随后在全国掀起了一股“洗衣舞”的热潮。

　　而创作《草原女民兵》的黄伯寿，在1964年接到了一个“别人都不愿意接”的任务，修改被周恩来批评的蒙古族舞蹈《塞上花》。他们重新组织了创作组，到边疆走了一圈，看了女民兵的生活，看她们骑马、割草、挤奶，唱长调劝奶，悠长的长调让母羊感动了，产下奶来。他们更是被感动了，回来后，创作了《草原女民兵》，在当年的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上获得好评。

　　这一时期诞生的舞蹈精品还有黎族的《草笠舞》、维吾尔族的《摘葡萄》、傣族的《孔雀舞》、回族的《花儿与少年》、朝鲜族的《长鼓舞》和《三千里江山》。中国少数民族舞蹈学会副会长刘金吾说：“这些民族舞蹈精品，有的从群众自娱性民间舞蹈加工改编而成，有的从生活中获取素材，根据新的内容进行创作，都充满了新意，融入了现代感情和审美意识，具有浓烈的现代生活气息，深刻地反映了新的精神风貌。”

　　多元发展的新时代

　　上世纪80年代以后，民族舞蹈再次焕发出青春的光彩。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舞蹈系主任金秋说：“这一时期是民族舞蹈最为活跃的时期，有无数作品问世，其中不乏优秀之作。新的舞蹈结构如心理式结构、意识流结构、电影蒙太奇结构等也运用到民族舞蹈的表演中。舞蹈编导开始注重从民族文化深层底蕴中寻找富有舞蹈精神的素材。”其代表作品有马跃的《奔腾》、孙龙奎的《残春》、杨丽萍的《雀之灵》等。

　　尽管不乏精品，但当今民族舞蹈良莠不齐、泥沙俱下的现状让许多老民族舞蹈工作者担忧。在研讨会上，与会人员对当下民族舞蹈同质化、脱离生活、低俗之风盛行等现象做出深刻的批判和反思。

　　回忆当年创作的经验，老艺术家们提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生活”。贾作光说：刚到内蒙古时，他自编自导了一个舞蹈《牧马舞》，吸收了不少西班牙舞的动作，牧民看得哈哈大笑，说是像跳大神儿的。他没有气馁，和牧民一起放马、套马、打狼，“在内蒙古工作了20多年，没有一个作品是凭空想象出来的，都是在生活中提炼创作出来的。”

　　《洗衣歌》的编导李俊琛说，《洗衣歌》的编排只用了两个小时，并不是因为她的天才，而是生活、历史给她的厚礼。尽管没有受过任何专业舞蹈训练，但她向生活学习，向民间学习，向热巴艺人、藏戏艺人学习。在西藏十几年的生活，她已经把这些情感、动作融化到骨髓里，只要有机会，就会释放出来。

　　《快乐的罗嗦》编导冷茂弘说，现在舞蹈演员的表演技巧远远超过上个世纪，但作品却不能打动人，问题在于它是坐在家里编出来的、空洞的。“现在很多人不提‘生活’，认为这是老掉牙，但生活怎么会过时？创作灵感是生活中来的，创作冲动是生活中产生的。”他疾呼：“舞蹈是跳出来的，而不是编出来的。”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王克芬在会上发问：为什么今天我们不能再创作出像《快乐的罗嗦》这样的好作品？为什么过去很多作品“美而不媚”，现在很多作品却是“媚而不美”？她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现在很多民族舞蹈工作者流于形式，浮于表面，未能深入生活。她说，人类创造舞蹈不是给人看的，而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情。言之不足，歌之；歌之不足，舞之蹈之。没有了感情，没有了生活，不可能诞生好的作品。

　　而当下民族舞蹈的民族属性混杂，不同民族的舞蹈张冠李戴，各演出团体的节目大同小异以及少部分作品庸俗化的现象一直为人所诟病。来自香港的何浩川说，在过去，到港演出的民族舞蹈团体反响都十分强烈。但5年前开始卖不出票了，因为内容太雷同，看一个团就等于看了内地几十个团的演出。

　　贾作光指出，民族舞蹈可以相互借鉴，但不可滥用；借鉴必须立足于本民族之根上，绝不能张冠李戴；借鉴只能吸收精华，不能取代和混同。如果蒙古舞像藏族舞，傣族舞像肚皮舞，失去民族本色，民族舞蹈也就失去了生命力。

　　金秋教授对全球化、都市化和现代化之作用于民族舞蹈表现出深深的忧虑。她说：从表象看，中国民族舞蹈形式多种多样，但透过现象看本质，其创作与表演正在不断聚拢在一条线上，呈现出创作方式、表演方式一体化，舞蹈语言一体化、全球化倾向。这一点，在城市民族舞蹈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在文化偏远地区，因现代化因素深入不足，当地的民族舞蹈还可以以自己的方式延续着。而在文化中心区域，民族舞蹈在“创新”的名义下被改造，许多西方现代动作元素和西方现代构图理念加入其中，令民族舞蹈面目全非，而且越来越一体化。如何探索民族精神和灵魂，挖掘少数民族舞蹈文化传统中某些亘古存在的元素，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民族舞蹈，依然需要更加努力和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