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中的博客里，我发表了一连三篇文章，探讨中国自改革开放后的三代现代舞编舞家们的精神面貌，题名为〖中国三代现代舞编舞家〗。唯是文章刊登后，引来不少批评，认为我谈论中国的三代现代舞编舞家，却没有提到吴晓邦老师，是偏离事实；而因为我在文章中，着力描写广东的现代舞者们为第一代现代编舞家群，又惹来一些嘲讽，认为我只是以广东现代舞团代表了中国现代舞，或在自说自话地编写自己的心理历史，甚至因此有人大声疾呼，曹诚渊要‘误导后人’、‘破坏现代舞的真理’云云。

    在回应这些评论时，我只提及文章里谈的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现代舞发展情况，没有纵论中国现代舞发展历史的意思，并承诺得闲时会把中国的现代舞发展历史梳理一遍。现在因为手头的工作暂告一个段落，可以坐下整理回忆资料，并细细梳理中国的历代现代编舞家群像。

    其实有关‘中国现代舞发展’的资料，坊间已然不少，尤其是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的欧建平所长和刘青弋教授都曾发表过不少文章，丝缕分明地罗列中国现代舞的历史。不过这些资料大都从正面和乐观的角度观察中国的现代舞，强调历史上各位前贤的成就，而没有细谈他们面对时代和环境的艰困，以致当今许多年轻一代的现代舞者看了资料，容易有个错觉，以为中国的现代舞从吴晓邦老师开始，发展就是一片坦途，一代又一代的现代舞蹈家传承不绝。事实却绝非如此！

    吴晓邦老师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现代舞精神领袖，我就受到他的影响很大。余生也晚，在吴老师于1995年去世前只有两次相见的機会。第一次在1987年我受邀在北京舞蹈学院教课时，有幸到吴老师府上拜访，在安静宁谧的书房中和吴老师倾谈了一个下午，并获赠刚新鲜出版的【新舞蹈艺术概论】，回家拜读后，才更深刻理解了吴老师的艺术观念；第二次是在1993年我带领广东实验现代舞团到北京演出，听说吴老师身体不好，住进医院，赶忙探望，在病房里逗留了半个小时，临离开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吴老师握着我的手，很努力地要跟我说什么，我听不大清楚，旁边的吴师母盛婕老师温婉地告诉我：“吴老师希望你用舞蹈来说真话！”

    吴老师的这一句话，引导我在其后的日子里坚持留在中国，开辟空间让中国的舞者们用舞蹈去说真话。这些舞蹈中的真话未必是题材内容的写实性，却更多地要真实反映中国舞者们的内心思考和感受，这也是我从吴晓邦老师的【新舞蹈艺术概论】中领会而最终付诸实践的收获。吴晓邦老师影响了我的艺术路程，从一个香港殖民地的无根舞者，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中国舞蹈家的使命。

    我也同时清楚知道，一些中国大陆的舞蹈权威和个别美国舞蹈人士对我这个来自香港的舞者深怀戒心，不希望我的艺术观点太多影响中国的现代舞发展，因此对我被一些传媒朋友虚捧为‘中国现代舞之父’显的十分介意。可以想见，当我要钩沉中国的现代舞，他们会特别认真地监察，不容我去塑造虚假的中国现代舞的历史，更不会容许我去‘破坏现代舞的真理’而‘误导后人’。明乎此，我可以坦然地以真实的笔触并毫不避忌地，去梳理一遍我熟悉又曾经亲历其境的中国现代舞发展。

    所以，容我说一句真话：吴晓邦老师虽然对中国的现代舞影响至深，他是中国现代舞的精神领袖，更是我在中国发展现代舞的精神导师，但无论从朴素的历史事实，或严谨的学术系统来说，他都不能算是中国的第一代现代舞编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