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4日，体育舞蹈为中国代表团拿下了亚运历史上的第1000枚金牌。与此同时，新华社记者杨明的一篇评论却如同一枚巨石一般，砸起了千层浪花。

    评论称，由于中国队优势过于明显，让对手望尘莫及，因此“建议从下届亚运开始，淡化金牌，选拔真正的业余选手参加亚运会。”如此犀利的言论，引发强烈质疑，一时论战四起。

    一骑绝尘带来的思考

    金牌战略与群众体育，矛盾吗？一骑绝尘与对手的热情减退，两者是否有必然的联系？

    亚运会期间，新华社记者杨明的一篇评论《一骑绝尘引发的思考》，无意间竟形成了赛场之外范围甚广的一场大讨论。这边说，淡化金牌，提升体质；那边讲，竞技体育，何错之有？一时间，或贬抑，或褒扬，这场激辩，终于发展到各执一词，万家争鸣。

    是嘴上风暴？还是中国体育深层次的思想碰撞？我们只知道，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口水仗。

    正方一辩：

    杨明（新华社记者）

    一家独大看似可以独领风骚，但会导致亚洲体育失衡，使其他参与者感到成为陪衬。多年来，我们一直把体育等同于金牌，把体育当作强国符号，这其实是扭曲了真正的体育精神和本质。金牌拿太多并非好事，会带来负作用。

    下面是一组官方数据：目前，中国有1.6亿人高血压，1.6亿人高血脂，有2亿人超重或肥胖；我们参加运动的体育人口只有28％……然而，我们的金牌总数世界第一，亚洲绝对第一，这难道不是讽刺吗？

    最后，提个建议：是否可以从下届亚运开始，淡化金牌，从大学或体协中选拔真正的业余选手参赛，这样就可以和多数亚洲国家选手处于同一选拔背景，在相近的水平上，实现真正的公平参赛。

    反方一辩：

    殷宝林（中国代表团官员）

    作为竞技体育，就是要拿金牌，这个目的很单一！不仅中国这样，外国也是这样。美国不重视金牌吗？你看北京奥运会金牌输给我们后，他们硬是给自己找了个台阶，称他们奖牌数第一！韩国、日本不重视金牌吗？你看他们亚运会上打得多厉害！1964年东京奥运会后，日本根据国内舆论调整了策略，开始淡化金牌。但是这些年，他们开始反思当年的决策，他们开始后悔了，他们又重新开始重视金牌了。

    此外，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并不矛盾。竞技体育上去了，就会带动很多喜欢体育的人群，对群众体育的发展肯定有好处，竞技体育运动员退役之后，也可为更多的体育爱好者提供更专业的指导。

    正方二辩：

    颜强（体坛周报社副社长）

    杨明的观点不是亚运会金牌拿多了是坏事，他所忧虑的，是这种过于偏重竞技体育而导致的一种精英体育模式，在金牌风潮之下，转型为“体育强国”的难度会更大。

    法国人会以顾拜旦振兴奥林匹克运动永远自豪，英国人则对奥运会上绝大多数项目起源于英国而骄傲，即便他们从来都没有在奖牌榜上垄断过这个体育盛会。哪怕是日韩，两个在奥运亚运竞技成绩上远远落后中国的近邻，至少在奥运会上，让自己的柔道、跆拳道成为了正式比赛项目，在全球强势推广。

    竞技成绩并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量，如何利用竞技优势，通过强化体育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意义，来将具备中国文化特色的体育项目推向亚洲，最终推向世界，那才会是中国体育在文化高度上，对亚运甚至奥运做出的贡献。

    反方二辩：

    魏纪中（中国体育界泰斗）

    我觉得新华社的这篇文章是有片面性的。他（杨明）说亚运会我们中国派业余运动员参加，这一点是错的！你要求别人派好的来，你自己却不派好的参加，这其实是个大国主义的思想。

    淡化金牌的意义，主要是对政府体育机构而言，但对运动员不存在淡化金牌的意义。运动员还是要争第一，要不然他当运动员干嘛？对于群众来讲，也不存在淡化金牌的概念。他看中国运动员比赛，当然希望中国运动员赢，他难道希望中国运动员输？对于体育行政当局来讲，竞技金牌和群众体育这两者不是对立的。新华社这篇文章就把两者对立起来，认为此长彼消。严格来讲，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是两个来源：竞技体育是政府直接投入，而大众体育投入，政府没给钱，给的是政策，比如彩票。

    正方三辩：

    徐济成（著名篮球评论员）

    不同意杨明的朋友，大可不必怒发冲冠，义愤填膺。

    据媒体报道说，中国国奥队的小伙子们，哭着要给全国球迷下跪“谢罪”！何罪之有啊，可怜的孩子们！韩国首都首尔的汉江两岸，有超过100块开放的足球场，而偌大的中国首都北京，三环路内不一定有100个小学有标准的400米跑道。过去我会觉得这是讽刺，但现在我觉得这是一种无奈。从汉城的5枚金牌，到北京的51枚金牌，20年的精雕细刻，我们的金牌总数上去了，但三大球中的两大球彻底下来了。

    中国体育要想由体育大国变为体育强国，首先要解决平衡、全面发展的问题。总体强才是真强，半边强那是偏瘫。

    反方三辩：

    毛晓刚（《北京日报》评论员）

    以反对“惟金牌论”为借口来否定中国体育这么多年奋斗的成果，忽略中国体育成长对亚洲体育甚至世界体育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显然有失公允。

    新中国成立后，集中力量发展竞技体育，以争夺金牌彰显国力、振奋民心，成为国家共识。正是在这种机制下经过不懈努力，我们才能成为如今的体育大国，才能独霸亚洲、称雄世界，才可能向体育强国的方向迈进。脱离了时代累积的背景和条件，去空谈如今我们金牌多了、竞技体育成绩好了是畸形发展，说什么“一家独大会导致亚洲体育失衡”，虽不至于颠倒黑白但也是无稽之谈，纯属危言耸听、哗众取宠。

    自由辩论

    殷宝林：竞技体育争金牌有什么错？竞技体育争金牌和发展群众体育有什么矛盾？某些记者为出名，总是炮制一些所谓高论，这简直是颠倒是非！

    杨明：亚运会上争金牌的确没错，但要在一个公平的舞台上。大概许多人不清楚，当今亚洲，只有中国、朝鲜还采用专业队模式培养运动员，这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世界罕见。也就是说，我们参加亚运会的选手绝大多数是国家培养的专业选手，而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选手都是业余的(日、韩有些职业选手除外)，他们或者是学生，或者有其他工作，体育只是爱好。用专业选手和业余选手比拼，在许多项目上，我们当然占尽便宜。我们的官员，不能一听到质疑声就跳，“颠倒是非”这个大帽子，建议谨慎用之。

    毛晓刚：大众体育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并不是由于我们集中力量搞竞技体育而造成的，这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一些人把现在部分国人营养过剩、运动过少的问题，归咎于体育事业发展不力，并用来讽刺我们金牌夺冠，显得有些强词夺理、风马牛不相及了。

    杨明：大棒子终于来了，意料之中。我不想驳斥，因为，我说前门楼子，他偏说糟老头子，猴吃麻花，拧巴。国民健康比金牌更重要，金牌可以争，但不能唯金牌论，希望能引来更多有识之士的美玉之见。

    毛晓刚：国民健康和竞技体育必须二选一，要国民健康就不应该赛场夺金，要竞技金牌就不可能有国民健康，这是杨明先生抛出来的假命题。在竞技体育的赛场，运动员奋力拼搏，勇夺金牌，为国争光，这难道是一个需要质疑的事情吗？杨明先生一而再、再而三地将竞技体育与大众体育对立起来，将举国体制培养运动员参与竞技赛场贬得一文不值，似乎充满了自我炒作的味道！

    总结陈词

    关于金牌是否至上以及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与“全民健身”之争成为场外激烈争锋的一个话题。

    当广州亚运会落幕时，我们有必要重申这个话题，金牌应该至上吗？这个问题如果退回到北京亚运会或是更早时间来问，答案是肯定的，那时候，中国人需要金牌，因为那是在综合国力并不强盛时人们的一个精神寄托，正因为此，举国体制显出了其独特性及优越性，整个国家是运动员的后盾和动力，民众的关注度和支持度可以让运动员撇下一切专心训练。在这种背景下，数十年间中国体育人才辈出。许海峰、李宁、邓亚萍、高敏……他们成为激励国人奋发图强的旗帜人物，他们的每一枚金牌都会让我们热泪盈眶。

    北京亚运会后，当中国代表团以巨大金牌优势在亚洲老大的位置上坐得稳当当时，不得不说，关注亚运的人少了。毕竟竞技体育需要竞争和刺激，当我们可以以巨大优势夺冠时，审美疲劳感来了，尤其当我们的运动健儿在北京奥运会上取得巨大成功后，我们欣赏的眼界越来越广，境界越来越高，这时，金牌的吸引力必然下降。当然，我们也并不是对金牌完全无动于衷，至少当劳义以逆转的姿态夺得亚运会男子百米冠军时，我们同样热血沸腾。

    从这点足以说明，民众需要金牌，更需要诸如田径、三大球这种主流项目的金牌。

    广州亚运会上，中国代表团的一枝独秀确实让我们重新审视了中国体育。时代变了，中国可以通过世博会来展示经济繁荣，可以通过“嫦娥奔月”来展示科技进步，金牌的象征意义越来越小，体育正在逐渐回归本质，那就是增强人民体质。

    社会在变，时代在变，我们的观念在变，相信中国体育的体制也在变。

    本报记者 崔宁宁